对拉丁美洲在现代化的盛宴上为何迟到的问题,我们所熟知的是把一切罪责都归于新旧殖民主义、归咎于不公正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思路,如爱德华多·加莱亚诺的名作《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Las venas abiertas de América Latina)以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讲述了拉丁美洲在五百年间遭受侵略和掠夺的血泪史。造成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发达或落后的,有没有自身文化的原因呢?如果有的话,文化因素究竟起多大作用呢?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为解答这样的问题提供了一种经典范式。韦伯探讨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样的思路可否用于欠发达国家呢?美国学者霍华德·J. 威亚尔达(Howard J.Wiarda)的《拉丁美洲的精神:文化与政治传统》(The Soul of Latin America: The Cultural and Political Tradition)就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审视拉丁美洲现代化进程的方法。
我们熟知的历史事实是,阶级矛盾推动社会进步,新兴阶级必定取代老朽阶级,如果老朽阶级不肯让出位子,新兴阶级就会发动流血革命来推翻它。而作者向我们揭示的拉丁美洲社会变革则要温和得多:在拉丁美洲牢不可破的精英政治体系中,新的社会政治集团若要加入权力的盛宴,则以节制其变革愿望、不威胁传统集团的核心利益为条件,大家各退一步,于是,拉丁美洲的权力结构不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真正彻底的社会变革沦为空谈。法团主义在拉美社会运动中的体现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例子:劳动者和雇主、统治者和知识分子被融入同一个圈子中,共同的天主教信仰调和或掩盖了尖锐的社会矛盾。作者把墨西哥革命制度党、阿根廷庇隆政府、西班牙佛朗哥政权和1968年至1975年的秘鲁革命政权都视为法团主义的政权,这一视角是比较有说服力的——以惯有的眼光来看,这些政权中既有左翼的,也有右翼的,为什么它们在很多方面如此相似呢?作者没有用“民众主义”,而是用“法团主义”这一与天主教国家更为密切的概念来审视这些政权,总结出历史的规律。这种独特的历史规律派生出一种独特的景观:“在拉美,因为缺乏真正的革命传统,无法做到破坏和埋葬一个时代,继而迎接新的时代,故此,不同的历史时期继续共存于一个时空,从未发生过一个时代完全替换另一个时代的情况。”这就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笔下的马孔多,中世纪的头脑和现代资本主义理念、最新潮的发明与最古旧的生产方式并存;这就是《爱情是狗娘》(Amores perros)的电影镜头描绘的墨西哥城,一面是血腥的地下斗狗场,这种野蛮而古老的节目令底层民众乐此不疲,一面是名模居住的最现代化的高档社区,再一面又是经历了乌托邦理想的幻灭、游走在社会边缘的职业杀手……拉丁美洲是如此精彩又如此令人无奈,如加莱亚诺在《火的记忆》(Memoria del fuego)三部曲结尾处对这片大陆的礼赞:既是狗屎,也是奇迹。
威亚尔达在对拉丁美洲思想传统的梳理中敏锐地发现了一种几乎亘古不变的倾向:精英主义。他指出,即便是自由派知识分子也认可精英治国的理念,倾向于保持等级制的社会结构,希望社会底层保持不变。这种精英主义思想同样承继自伊比利亚半岛。或许,一个东亚人在浸入拉美文化时会对无处不在的精英主义或是等级制社会的现实浑然不觉,而一个美国人则会对此非常敏感。作者既然是美国人,则往往会站在将盎格鲁美洲与拉丁美洲做对比的角度来看拉美社会与文化,这两个美洲的政治文化在很多方面是截然对立的。上世纪初,美国作为一个新兴强国出现在世界舞台上的时候,有些人认为美国代表了世界的未来,也有些人认为美国的繁荣不可持续。西班牙人就对美国不以为然,如备受拉美人推崇的西班牙哲学家奥尔特加(José Ortega y Gasset)就在他的名著《大众的反叛》(La rebelión de las masas)中将美国描述成“大众的天堂”,把美利坚民族称为“一个由种种最新潮的发明伪装起来的原始民族”。奥尔特加也是一个精英论者,他在《大众的反叛》中坚称:“人类社会一直就是由贵族统治的,不管人们情愿与否,这是由人类社会的本质所决定的,甚至可以说,只有让贵族来统治,社会才成其为社会。”他的论断可以在拉丁美洲得到热烈的回应,在那里,思想家们保持着“哲人王”的古老理想,政治寡头们从来都惧怕“大众的反叛”。而奥尔特加在《大众的反叛》中又坚决捍卫自由主义和多元主义,视之为欧洲最宝贵的精神遗产,如何能理解一个反对大众掌权的自由主义-多元主义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