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7年俄国进行全国人口普查,显示境内的中国人总数为57459名,亚洲部分为55138名,如果除去生活在中亚七河州的东干人,亚洲部分中国人数量为41008名,其中滨海州为30704名。阿穆尔州为7016名,萨哈林岛为146名,东西伯利亚地区的外贝加尔州为2342名。很明显,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运东滨海地区已是旅俄中国人主要聚居区。至1910年,人数达111466名。其次是苏联时期的远东中国人口:
1926年苏联中央统计局进行第一次人口普查,显示远东地区20世紀上半叶苏联远东行政区划名称变更较频繁,本文以援引资料的原文名称为准。依然是苏联境内中国人的主要聚居地。其中"符拉迪沃斯托克区为43513名,阿穆尔区为6254名,哈巴罗夫斯克区为7235名,结雅区为3057名,尼古拉斯区为1989名,萨哈林区为679名,堪察加区为212名,赤塔区为4473名,斯列腾所克区为2593名”。如果不包括赤塔和斯列腾斯克区,整个远东地区中国人数量为64939名。同一战前情况相似,这一时期入境中国人多为季节性打工者,不断有人入境,又不断有人返乡,加之苏联统计部门能力所限,很多非法入境者在统计中被遗漏,中国人的实际数量应远远高于当时的统计数字。远东地区华人是苏联远东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匹夫无罪、怀璧有罪,类似于后来希特勒清理犹太人。
到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远东中国人拥有超过50%的商业场所和大致相同比例的贸易额,他们的活动领域非常广泛,涵盖了初级工业品、衣服和食品。他们经营了小额杂货贸易的48.5%,食品、饮料、烟草行的22.1%,餐饮业的10.2%,在远东商业领域充当重要角色。下面详细讲了苏联时期远东华人悲惨历史
在20世20年代末,随着苏联推行全面"集体化"。“工业化”。挤压私营经济,远东地区的中国商贩成了被打击的对象。1929年中东路事件”后,这种打击越来越公开化,如“任意关闭华商,任意没收华侨财物,强纳苛捐杂税等”。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因苏联内外部环境的变化,苏联政府越来越倾向于认为在与伪满交界地区存在的大量中国人是不可控因素,将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对中国人的镇压政策此时已经萌生。然后就是大规模的逮捕
从1935年下半年至1936年,苏联已开始分批驱逐中国侨民。
不过,此时苏联尚不认为有必要对全体远东中国人采取强制措施,井且准许中国人加入苏联国籍,条件是他们的工作态度要兢兢业业。
随着苏联国内大清洗不断加剧,事情很快有了变化。发现了没有,之前由于担心遭受打击而入了苏联国籍的华人,享受苏联国民大清洗待遇,没入籍的保不准还能被遣返回国。
从1937年下半年起,开始对边疆地区的不可靠分子进行大规模迁移和驱速。其后,这种镇压渉及居住在办联境内的一系列族群。
1937年底,苏联镇压矛头指向远东华人。12月22日,叶若夫向内务人民委员部远东边疆区内务管理局局长柳什科夫下达絶密命令:“所有中国人,不论其所属国籍,凡有挑衅行为或恐怖意图者,立即予以逮捕。”次日叶若夫又下达了补充命令:“同时行动清除边疆区所有中国人和其他人的窝点,请仔细搜查,拘捕所有窝主与到访者。对他们进行侦讯。发现反对苏维埃、间谋、走私活动以及刑事犯罪的,已获苏联国籍的中国人案件交由三人小组审理,并镇压第一类和第二类。外籍人员案件,经审判后驱逐出苏联。所有被司法逮捕的涉案人员,禁止在远东地区、赤塔、伊尔库茨克地区居住。”此后,从1937年12月底至1938年3月底,远东各地先后开始拘捕中国人,由于海参崴及其所在滨海州聚居的中国人人数最多,所以那里的逮捕规模最大。大规模速捕先后进行了三次,此外还有数次小规模的抓捕。
1937年12月29日夜至30日,滨海州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抓捕中国人的所谓“中国行动”。当时中国海参崴使馆人员是这么记录的:
1938年2月下旬,进行了针对中国人的第二次大规模抓捕。
1938年3月28日至31日,在滨海州又发生了针对中国人的第三次大规模抓捕
“内政管理局连夜派人分乘大汽车搜捕善良华侨又有百余人之多,其势汹汹如擒大盗,变本加厉,势必至拿罄而后止,闻前次被捕之华侨即将发往边远苦寒各地,罚充苦工…”结果统计下来是这样的:
“此次对待华人真狗彘不如,生杀予夺一任其便,我如不设法交涉制止,则远东华侨恐将无噍类矣"。
“搜捕侨民夜以継日,并有工作时间将其逮捕者,苏方咄咄逼人不留余地,其蛮横行为等于庚子年驱逐华人故事,淹毙黑龙江内,回忆惨史不寒而栗”
“本埠昨晚起又复大捕华侨,今晨尚在继续进行中,仅当时不在家中者暂获幸免,(华侨)群来领馆哭诉,恳请寄宿馆中,藉资庇托,……苏方对我侨胞一再滥捕,以致群情惶骇,不可言状”。
“在大街上、在公交上直接抓人,连问都不问甚至都没有(逮捕)公文……其中还包括了妇女和年幼的儿童”,“街口满布岗位,挨户搜索,鲜有能幸免,……侨民欲逃领馆暂避,概被中途腰截,今日无一侨民来馆,街市亦告绝迹,殆已一网打尽,侨民何辜遭此荼毒”。
据以上分析可知,自1937年12月底至1938年3月底短短3个月之内,仅滨海州被抓捕的中国人就已达6000余名。在阿穆尔州,截至1938年6月22日遭到逮捕的中国人有1350人,在东西伯利亚的赤塔有1500名中国人遭到逮捕,在涅尔琴斯克(尼布楚)、巴列伊、石勒喀有超过300名中国人遭到逮捕。在哈巴罗夫斯克亦有数量不详的中国人被捕。海参崴总领馆辖区(大致相当于滨海州范围)在1936年登记华侨总数为11403名,三次大规模抓捕中国人数量已超过海参崴总领馆辖区上年度登记人数的一半。海参崴所在的滨海州聚居的中国人数量最多,约占整个远东中国人总数的一半,由此可以推估当时整个远东边疆区被捕中国人总数当不少于1万人。远东边疆区内务管理局局长柳什科夫逃亡伪满后公布:“在远东地区有11000余名中国人被逮捕,8000余名中国人被驱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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