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条] 一项新研究揭示：曾支持奥巴马的选民，转而支持川普的真正原因

2016年美国大选最令人困惑的一个因素，至少对许多美国人来说是十分费解的，那就是在2012年美国大选期间，曾支持巴拉克·奥巴马的数百万选民，到2016年美国大选期间，却转而支持给唐纳德·川普。大约有670万到920万美国人做出了这种选择，鉴于2016年的美国大选是由几十万张选票决定的，可以说，这些人从投票支持奥巴马到投票支持川普的选择，是希拉里·克林顿输掉大选的关键原因之一。

这些选民的存在证明了对2016年所发生的事情是最合理的解释，而很多人认为的川普的竞选活动是利用美国白人的种族主义，以赢得关键州的选票的看法是错误的，或者我们只能这样想：“过去投票选出黑人总统的美国白人，怎么可能会是种族主义者呢？”纽约时报的记者内特·科恩在当年的那个选举之夜曾写道：“奥巴马在克林顿的白人选民中支持率最高的地方，却使克林顿遭受了最大的损失，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种族主义故事。”而川普则是通过利用经济焦虑（而非种族歧视）——对美国贸易和制造业衰退的愤怒，或者说是2008年经济大衰退的余波，赢得了这场大选。

但是，一项新的研究表明，这种反应并不像看上去的那么强烈，这项研究是由来自美国各地的三位政治科学家进行的，对曾支持奥巴马的选民，却转而支持川普的选民进行了统计调查，结果发现，这些选民在种族敌意和仇外心理的衡量标准上往往得分很高，并且不太可能在经济上受影响。该研究报告的作者写道：“在种族问题上持保守或反移民态度的白人选民中，川普的支持率高于那些在这些问题上持自由观点的人。我们几乎没有发现证据，可以表明经济焦虑或边缘化的选民，与2016年的投票转向者有显著关系。”



这项新研究与过去18个月左右进行的大量研究结果相吻合，其中大部分研究都得出了相似的结论：有大量证据表明，支持川普的选民是出于种族仇恨（以及敌意的性别歧视），很少有证据表明与经济压力大有关。这不仅仅是一个历史兴趣或意识形态的研究课题，了解种族主义对2016年美国大选的确切影响，应该会影响我们在2018年美国中期选举前对选民的看法。更广泛地说，这有助于我们理解美国在种族问题上的分歧原因的微妙之处，以及为何会在可预见的未来，种族主义将继续在政治上分裂这个国家。

1、这项新研究找到了有关种族主义的有力证据，而有关经济焦虑的证据却很少

参与这项研究的三位专家学者分别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泰勒·雷尼、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的洛伦·科林伍德以及普林斯顿大学的阿里·巴伦苏埃拉。他们利用了一个数据库，该数据库拥有超过6.4万名美国选民的信息，在这个庞大的样本中，他们把分析对象，限定在那些从2012年到2016年将总统选举支持对象进行更改的白人选民，最常见的情况是，从支持一个主要政党的候选人到转变成支持另一个主要政党的候选人，但也会有在2012年支持第三政党的候选人，在2016年转变成支持希拉里或川普。

然后，他们将白人选民的样本分成两组，即工薪阶层和非工薪阶层的选民，然后试图弄清楚这些选民转变的共同之处。为此，他们对三种不同类型的问题进行了测试：对少数族裔的态度，对大规模移民的态度，以及经济压力的考量（例如，选民的家庭收入是否低于或高于收入他们所居住地的平均收入）。



结果相当惊人，首先，对种族和移民问题上的态度，是区分川普和希拉里的选民的显著特征，曾支持奥巴马的选民或第三方选民的种族倾向越保守，他们就越有可能转而支持川普；同样，支持2012年的共和党提名的第45任总统候选人米特·罗姆尼的选民、或第三方选民的种族主义倾向越自由，他们就越有可能转而支持希拉里。其次，在转而支持川普方面，不同阶层的影响无关紧要，只要其种族态度不变，工薪阶层白人选民不太可能转而支持川普，但是，如果有种族保守主义和反移民态度，转而支持川普的工薪阶层白人的选民，往往比那些富裕的选民更多。第三，经济压力和投票转换之间的相关性要么很弱，要么根本不存在。几乎没有证据显示，“经济焦虑”或“经济民粹主义”的选民有助于解释川普的支持者激增现象。

雷尼等教授写道：“我们发现，象征性的种族主义和反移民态度，与转而支持川普或希拉里的选民之间的联系，要比经济焦虑或地方经济焦虑，对选民的选票转换支持对象之间的联系要强得多。事实上，我们发现任何一个经济指标与任何方向的投票转换之间的关联都很弱，或者根本就没有关联。”

2、这些发现揭示了美国种族鸿沟的微妙和重要性

雷尼等教授的这些发现似乎有悖常理：那些希望黑人总统统治这个国家的选民，怎么会因为川普的种族主义煽动行为而被他吸引？



这个问题背后隐藏的前提是某种白人救赎故事的假设：似乎曾经通过投票支持奥巴马，美国白人驱除了其心中的种族恶魔，但事实并非如此。首先，在2008年和2012年，奥巴马分别以12个百分点和20个百分点的差距输掉了白人选票。另一方面，投票给奥巴马一次或两次，并不意味着该选民对黑人或移民就没有偏见，特别是在支持奥巴马的同时，保持总体的反黑人或反移民的态度还是有可能的。在这些情况下，其他一些因素，比如伊拉克战争或金融危机，可能主导了白人选民在2008年和2012年大选中的种族认识障碍。

2016年的大选则不同。

其中一个原因是在奥巴马的第二个任期内出现了大量的种族冲突，比如，2014年18岁的非洲裔美国人迈克尔·布朗在密苏里州弗格森镇被白人警察枪杀，以及随后引发的抗议与骚乱，进而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种族分化的全国性辩论，这场辩论主要围绕警察对非裔美国人的暴力行为展开的。第二个原因是奥巴马的办公室内出现了种族两极分化，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学者迈克尔·泰斯勒，详细地记录了奥巴马在白宫的表现是如何使美国在种族问题上两极分化，奥巴马在任时间越长，这种影响就越强烈，这为他最后一年的强烈反弹埋下了伏笔。第三个原因，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原因，在2016年这两位候选人，把大选变成了一场关于美国种族倾向的全民公投。川普称墨西哥移民为强奸犯，并发誓要在美国和墨西哥的边境之间修建隔离墙，以此拉开他的竞选序幕，川普发誓要禁止穆斯林，并把美国黑人生活描述成暴力和贫穷的地狱，而与川普一样同样是来自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罗姆尼，在2012年的美国大选期间，此倾向还不是那么公开，这意味着他不太可能吸引那些持有潜在种族主义和反移民态度的选民。

对希拉里来说，她把自己定位为种族正义的捍卫者，虽然奥巴马在种族问题上的言辞通常是后种族主义，将美国定位为团结而非分裂的国家，但希拉里在警察暴力和移民等问题上则更激进一些，其原因有很多，希拉里更担心不能争取到少数族裔选民的支持，而奥巴马则更担心会疏远摇摆的白人，如果不正面应对种族问题，就无法应对川普的竞选攻势。结果是种族问题成为了2016年大选期间关键的政治分界线，这在2008年或2012年都没有出现过。雷尼等教授的统计分析并不能单独说明这一切，你不应该从一个统计分析中得出这么大的结论，因为这可能会遇到很多问题。



然而，这种对选举的分析得到了广泛深入研究的支持，其中绝大多数的研究表明，对身份和种族的关注是2016年美国大选的决定性问题，这在共和党初选和最终选举中都是如此，这也与针对欧洲极右翼政党的研究结果一致，这些政党的排外诉求与川普很相似，相比之下，“经济焦虑”理论完全缺乏统计证据。美国政治可能只会在种族界限上变得更加两极分化，目前，川普和川普主义是共和党的核心，共和党在对待种族和移民问题上传达的信息也与川普的立场基本一致，例如，加州共和党众议员邓肯·亨特正在与民主党挑战者安马尔·坎帕-纳贾尔（其背景是为墨西哥-阿拉伯基督徒），就反伊斯兰问题上展开其竞选连任攻势。

无论是在2018年还是从长远来看，其影响可能都是巨大的，雷尼等教授将这一时期与后民权时代相比较，在后民权时代，历史上民主的南方却变为现代保守美国，主要是为了反对民主对民权的拥护，他们认为：“历史表明，跨党派投票的发生重大变化，尤其是总统大选，先于政党身份的变化，而政党身份是重新调整的基础，这一系列事件在调整期间发挥作用（即民主党人投票给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但依然保持他们的政党倾向）。在这里，我们的证据表明，在一位黑人总统连任两届之后，以及在一个由于移民而导致人口大量变化的时代，这种情况可能会再次发生。种族保守派和那些对移民持最严厉观点的人正在转变，他们最有可能在2016年转而投票支持川普，我们的研究数据也表明，相反的方向也在发生同样的事情，因为那些种族自由主义或亲移民观点的人，可能会倾向于支持民主党候选人。”

这项新研究的预测可能不太准确，但肯定很合理，我们也没有必要自欺欺人，这是没有用的，我们没有必要假装这个结果出现的原因是关于阶层的，是关于经济焦虑的，而实际上却并不是，这只与种族和反移民态度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