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邵建宁
（作者系本人同学，此文经授权发表，发表于2006年1月15日的《宁夏日报》，原标题《吊庄的 生活》）
图片来自《山海情》剧照
好长一段时间，我不喜欢别人问我是哪儿人。对别人来说，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但对我来说，回答却是那么的困难。
我不敢说我是银北人，更不敢说我是隆德人，因为我是一个吊庄人，一个似乎被当地和老家人都“抛弃”的“边缘人”。
图片来自《山海情》剧照
我的老家在宁南山区隆德县的一个小山村，我虽然在那里只生活了六年，但我一直认为那里就是我的根。
十多年前，我和父母一起搬到银北一个叫隆湖的吊庄，从此我们的生活和命运发生了很大变化。
记忆中，我小的时候，我的父母总是给别人打工来换取收入，维持家庭的生活。当他们找不到活儿干的时候，只能去给当地人打零工。所以，我一直认为，辛苦这个词是为父亲和母亲写的。
对于农村的孩子，生日没有一点意义，我也一样。我的七岁生日，我现在也没有办法忘记。
说句实话，我从小就不重视自己的生日，也不在乎过与不过，生日的一天和往常没有丝毫变化，家中还是那么冷，土房子依旧是那么岌岌可危。
作者供图
我们那儿的冬天，没有什么活干的男人都会去一个叫沟口的地方去给别人装煤，一车也就十来块钱，一天也就挣二十来块钱。
因为每天给谁干不固定，我们那儿的人就叫它为“打游击”。我的父亲那个时候天天就干这样的活。
我生日那天，父亲走的时候告诉我：“不要胡跑，看好门，晚上我回来给你过生日。”
对我来说，父亲说给我过生日，给我的快乐，自然不能和我一个人在家疯玩所得到的快乐相提并论,那简直是太高兴了。
我的母亲回隆德料理老家的一些事去了，每天家里就我一个人胡作非为。
中午饭还好办，胡乱吃点馍馍也就罢了。可是，下午眼看太阳西落贺兰山，屋外漆黑一片，饥饿加上害怕，我只有一个劲地哭了。
邻居王大妈是一个贤惠的农村妇女，那晚是她把我叫到了她家，那也是我记忆中唯一一次在别人家过的生日。直到现在，我再也没有吃到那天晚上那么香的酸汤面了。
那天晚上，我谢绝了大妈的挽留，独自一人回到自己的家，等待父亲回家给我过生日。
房里的炉火灭了，冰冷冰冷的。实在没有办法，我只好自个儿生火，等火生着后，我想，自己为什么不能给爸爸做点饭呢？
不会做饭的我，从那次以后就开始了做饭“生涯”。抓了几把米，胡乱地用水淘了淘，就开始做米饭，结果可想而知，米饭没有做成，倒成了米粥了，高兴的是还没有做糊。
很晚了，父亲还没有回来。我实在是等不住了，不知向村头的那条路上跑了多少回。
王大妈还让王大叔去村里问其他人，看见没见父亲，可是我的父亲没有在我的等待中出现。
正在我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忽然听见院子里有自行车的声音，我立马就蹦出了屋子。
父亲推着自行车回来了，车子后面用蛇皮袋子装了整整三袋子的煤，我知道每到冬天的时候家里是没有钱买煤的，父亲只好这样天天捡些来烧。
父亲看见我说：“吃了吗？今天车子走到半路上坏了，我就推着回来了。看说给你过生日呢，你妈又不在谁给你做的饭。”
“我是在王玲（王大妈的女儿）家吃的。爸，我给你做了一点米饭”。我很高兴地说。
“什么，你做的。来我看看”。父亲跟我进了房子，我看见被煤涂黑的父亲脸上露出了幸福的微笑。
图片来自《山海情》剧照
后来的生活好了一点，父亲经一个亲戚介绍到我们那儿的造纸厂工作，再加上田里面也能收点庄稼了，日子没有以前那么艰辛，可是随即而来的却是尊严的打击。
正如我们高中的一位老师说的一样，我的父辈们承担着血泪、艰辛，一步一步从大山深处走出来,来到这个能喝上黄河水的隆湖吊庄。
吊庄是泪，吊庄是血，吊庄是荒凉和希望。
曾经流放劳改犯的被叫西大滩的地方，曾经白碱覆盖的土地，曾经是满渠背的沙枣树，这就是吊庄人梦开始的地方。
年轻力壮的父辈们就这样抛弃了原来就一无所有的家，只身带着铺盖卷义无返顾地来到了这里。
可是，为了生存，刚来到这儿的吊庄人却成了 “贼”的代名词，本地人只要听到吊庄人就嗤之以鼻。
我知道，我们做“贼”的人很少，对于一个个满怀希望的人来说，谁愿意去干那种见不得人的事呢？
可是，生活是残忍的——
我上初二的时候，为了严厉打击盗窃自行车犯罪，针对我们吊庄，政府开展了一次严打，一时家家自行车“告危”。
父亲告诉我说，他和母亲结婚时什么也没有，只有一辆凤凰自行车。搬家的时候，它也随着我们一起来到了这个地方。
也就是那年，它永远的离开了我们的家。
“严打”一开始，有人就每个村每个村，每家每家的搜，只要是你提供不了发票的自行车没有任何理由没收。
一天，在我们全家吃完晚饭的时候，那些人“光顾”了我家，从此家里仅有的那辆自行车就被没收了。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一个人说了一句话：“你们吊庄人都是贼出身，没有一个好人。没收没收，一看就知道是偷来的，你看看他们这个破家能买得起车子吗”......
父亲那时一句话也没有说，我知道他受的打击要远远高于没收了的自行车。
从那以后，父亲每天就走着上班，直到我们有能力买起自行车的时候。
现在，我已走出那个地方来到银川求学，但是我永远忘不了吊庄，更忘不了对父亲的感恩。
前几天，学校又督促我们这些没有缴学费的学生让缴学费了。我知道，现在家中的困难，所以，我没有给父亲打电话说学校催学费的事。
其实，我知道这个是没有办法逃脱的，但至少能给父亲少一日的压力，让他也轻松一时。
我的父亲自造纸厂破产后，又恢复到以前的情景，开始打零工。岁月在父亲的额头上悄悄地走过，母亲说，父亲额头的皱纹是我们姊妹几人踩出来的。
不能否认，父辈们，为了我们，付出了多么的艰辛和苦难。
四十来岁的父亲已经是一个驼背的小老头了，已经头发斑白，步履蹒跚了，有时候我发现他的精神还不如爷爷。
我知道，我的父亲一直是那么的辛苦。当有了自己的家后，父亲把爷爷、奶奶和母亲，全部从隆德接了上来，全然打消了再回去的想法。
父亲开垦的地已经可以解决我们家人吃饭的问题，而父亲还得为了生活奔波。
一辆破旧的自行车载着父亲往返于煤厂、建筑工地、田地和家之间。
我们吊庄的家离我现在的学校不远，可是父亲他一直没有来过银川，也没有见过我们的学校。
父亲说，他没有什么大的理想，只希望我们姊妹几个以后不要像他一样被人看不起。我也知道，因为我能够上大学，父亲在村里很受人尊重。
父亲曾对我说过，有一个他小时候的同学说，他把自己的儿子培养的没有犯法，而我的父亲却自豪地告诉他，我的儿子是学法律的。
我能理解父亲的话，我更能理解父亲当时的心情。
这，就是我在吊庄的点滴生活......
后记：
作者近况，毕业后在法院工作，后辞去公职，现为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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