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上海大学世界史专业拉美研究方向硕士研究生
军人政权在拉美各国的政治体制发展过程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以致有人认为：“在拉美,要将军队和政治分开介绍和研究是绝对不可能的”。
20世纪中后期，阿根廷、秘鲁、巴西、智利、乌拉圭、危地马拉、厄瓜多尔、多米尼加等国的军人相继通过政变登上权力的顶峰，建立了长达数十年的军人政权，对拉美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历史发展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一历史现象曾引起了不同领域中众多学者的关注，从而产生了何塞•努的中产阶级军人政变理论和亨廷顿的执政官主义理论等学说。这些理论为我们透视20世纪中后期拉美军人政权产生的原因提供了一些崭新的视角和系统的方法。但由于拉美的军人政权在不同的地区和时期反复交替，具有莫大的复杂性与多变性，因此任何一种理论的解释都难以一以贯之。
在这复杂的历史兴替中，我们可以发现，拉丁美洲的政治文化传统和社会矛盾的爆发是分析其军人执政时不可忽视的原因。
例如，19世纪前半期是考迪罗主义在拉美极盛的时期。考迪罗的产生则是拉美殖民地时期社会经济结构的重要残留，当时，由于西班牙王室对拉美的殖民统治难以逾越大洋之隔，它就将殖民土地分封给监护主进行统治，形成了一种监护主制度。
这一制度促使拉美的土地上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政治强人。随着独立战争的爆发，这些政治强人成为了考迪罗。他们依靠军人割据一方，领导军人直接参与到政治当中，成为了拉丁美洲各国建国的主要力量，也是建国初期“权力真空”时，代替文人成为国家领导的主要势力。
考迪罗主义依靠军人来维护其专制统治，在拉美盛行了将近半个世纪。19世纪80年代，拉美的现代化进程开始启动，经济上出现初级产品出口的繁荣，政治上出现民主化的浪潮，文人执政取代了军人政权，军人干政的现象逐渐消退。
但是后来的历史证明，考迪罗主义在拉美政坛上盛行的这几十年，不仅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还为拉美这片土地留下了军人执政的政治文化。正如台湾学者汤世铸所言,“政治文化的承续发展才是高地酋(考迪罗)与20世纪军人政权的最重要的关联…高地酋(考迪罗)时代已过,但化为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却存至今，”
考迪罗主义遗留下的军人干政的文化传统，促使若干年后的拉美社会在不稳定时就会有军人出面插手政治的情况。20世纪后半叶，不少拉美国家曾出现过军人干政或哗变的案例。
促使拉美军人干政的因素中，还有1930年世界资本主义危机导致的拉美社会矛盾的爆发。为了应对危机，拉美国家纷纷开始走向进口替代工业化的道路。这一经济发展模式在推行过程中取得了一些成效，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拉美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但在另一方面也是积弊甚重。
进口替代工业化在拉美的实践没有使其减小对发达国家的依附。此外，在关税保护下，拉美工业品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越来越小，开始出现了持续的贸易逆差。到六七十年代，进口替代工业化的缺点不断凸显，大多数拉美各国进入了进口替代工业化的衰竭时期，经济增长率下降，经济发展停滞不前，通货膨胀加剧，失业率居高不下，国家社会经济秩序一片混乱。
在拉美社会陷入混乱之时，民众主义政府扩大社会福利，但这一举措并没有使得经济状况好转。民众的不满的怨恨与日俱增，社会动荡开始蔓延。由于文人政府无力控制局势，军人在社会支持下临危受命，出面干预政治，打算稳定动荡的社会秩序。
1973年9月11日，智利发生军事政变，
总统府被炸。
由此可见，20世纪后半期拉美军人干政，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社会经济危机加重，文人政治家无力应对国内形势的结果，也是军人为恢复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而选择的一种政治模式。
20世纪80年代之后，拉美的文人政权再次取代了军人政权，但如今的拉美局势仍不稳定，军人干政的可能性并非完全不存在。
还应该指出的是，在冷战期间，在大多数情况，出于反苏的需要，美国支持拉美的右翼军政权。
总之，拉美军人干政是社会各阶级和利益集团围绕国家现代化模式选择而展开的政治冲突的结果。历史是合力的作用，难以说是哪一种因素直接催生了军人政权，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不仅需要理论上的创新与指导，还需要史实的具体分析与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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