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哈佛大学日本问题研究专家傅高义出版了《日本第一》(Japan As Number One)一书。该书的精装本在美国卖出了四万册,平装本卖出了十万册,而日文版则以七十万册的销量冠绝群雄,可谓“墙里开花墙外香”。该书出版后舆论界反响不一,日本国内倒是普遍乐见有美国学者为其经济的成功背书,因此也给傅高义带来了超高的学术知名度。1980年代是日本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无论是企业还是民众都四处“爆买”,恰如其分地演绎了“日本第一”的繁荣景象。不幸的是,在进入1990年代以后,因为泡沫经济的崩溃以及政治社会多重危机导致日本经济进入萧条期。舆论界对傅高义的赞美开始变成质疑,虽然作者本人对其做了相当多的解释工作。
尽管傅高义本人多次澄清,所谓的“日本第一”是一种抽象意义,作者并不认为从数量的角度日本能够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经济的巨无霸。但日本经济制度的诸多模式是值得美国学习的,所以该书副标题是“美国应该从中学到什么(lessons for America)”。在《日本第一》一书中,傅高义主要介绍了日本经济成功背后的社会以及制度基础。就具体内容而言主要涉及知识精英、官僚阶层、政治分配、企业治理、基础教育、社会福利、公共安全等领域。例如日本独特的官僚(公务员)选拔机制如何确保精英阶层治国,确保行政部门的高效率。而在公共安全领域的低犯罪率则有利于塑造良好的社区共同体,赋予日本民众较高的安全感,这也是美国所难以匹敌的。作者希望日本能够成为美国的镜子,希望美国能够从日本的经济发展中获得启示。
傅高义的作品给美国带去的不是“lesson”而是“threat”,当然我们也不可以把帽子都往傅高义一个人身上扣。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A. Johnson)的著作《通产省与日本的奇迹》(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大约与傅高义的著作同期出版。美国商务部则在更早一些时候就注意到了日本对美国的威胁,并于1970年代初期发表了有关日本政企关系的重要研究报告(Japan: the Government-Business Relationship)。该报告不仅为美国政府在接下来同日本的贸易摩擦(1970年代美日之间围绕纺织品以及钢铁等领域的贸易摩擦十分尖锐)谈判提供重要的参考,作为严肃的学术作品也具有相当高的影响力。例如日本著名政治学者大岳秀夫在评价这一时期的日本政治学研究时,亦将这一报告作为比较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代表作品(大岳秀夫:《经济高速增长期的日本政治学》)
与此同时,日本也积极向国际社会推广其取得成功的经验。广为人知的“雁行发展模式”堪称日本经验的典范。1993年世界银行发布《东亚的奇迹》(EAST ASIA MIRACLE: Economic Growth and Public Policy)研究报告,强调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日本成为正面树立并积极推广的典型。虽然在此后的十年中,因日本泡沫经济的崩溃而进入“失去的十年”,但对于部分起步阶段的亚洲国家而言,仍然具有学习的价值。因为对于相对落后的国家而言,其经济发展水平甚至不及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期之前的日本,也就是说这些国家与日本的差距至少在三十年以上。无论从管理、技术再到资金、人才等各个领域,日本仍然是东亚国家学习的榜样。尤其是在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仍然保持世界经济第二的位置三十多年,足以见得其经济的强韧性。
如今,美国发起的对华贸易战硝烟不啻于三十年前美国对日本的打压。1980年代以傅高义为代表的西方学者著书立说,盛赞日本取得的非凡成就。三十多年过去,也有西方学者积极评价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平心而论,无论是对日本还是中国,西方学界出现赞誉的声音是好事情,但因此自我满足似乎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傅高义在《日本还是第一吗》一书中有这样的一段文字:“当被成功冲昏头脑后,他们会变得傲慢,很多日本人通过阅读这本书再次确认他们做得有多好,满足外国人看待他们的好奇心。”在《日本第一》面世时,曾经担任过美国驻日大使的著名日本问题专家埃德温·赖肖尔(Edwin O. Reischauer)曾有过一个很有趣的评论:“这本书应该在美国成为必读书,在日本则该被禁止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