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stitution civile du clergé》是法国大革命时期通过的一项针对法国教士尤其是天主教教士的法案。它在1790年7月12日通过，根据此法，法国国内的所有罗马天主教教堂都隶属于法国政府。
9月2日一早，又传来凡尔登被反法同盟包围的消息，整个巴黎犹如世界末日来临。人们惊慌失措，反革命准备屠杀爱国者的小道消息不翼而飞，到处流传。下午2点，丹东突然出现在立法议会，发表了著名的演讲：“人民的一部分将奔赴边境，另一些人将挖掘战壕，第三部分人将手持长矛在内部保卫我们这个城市。……我们要求你们任命一些特派员来协助我们引导这场崇高的人民运动，我们要求无论什么人，凡是拒绝服役或放下武器的将处以死刑。我们要求对公民下达指令以领导他们的运动，我们要求向各省派出信使告知你们将颁布的决议。将要鸣响的钟声并不是警报的信号，而是对祖国敌人的冲锋号。先生们，为了战胜敌人，我们必须大胆（audace）、再大胆，始终大胆，祖国才能得救。”[1]
丹东的这段演讲为我们所熟知，在于它对法国革命面临的危难局势确实产生了作用。大概是出于这个原因，所有的中文译本都将丹东所使用的audace一词翻译为“勇敢”。Audace也确实有“勇敢”、“果断”、“大胆”的含义。但是我们注意到，在大革命时期保留下来的历史文献中，audace一词几乎全部都用于贬义，都是与反革命、叛徒、暴君、敌人的言行相联系，即鲁莽、无礼、厚颜、放肆。
例如：罗伯斯庇尔在8月16日指责“阿登省政府已经狂妄地通过一个决定，反对国民议会的决议（le directoire du département des Ardennes a eu l'audace de faire un arrêté contre un décret de l’Assemblée nationale）。”[2]“宣布祖国在危急中会增长敌人的鲁莽（La déclaration de la patrie en danger augmente l'audace de ses ennemis）。”[3]“敌人的军队在法兰西的国土上肆意地推进（Les armées ennemies s'avançaient avec audace sur le territoire français）。”[4]这一类表达也比比皆是。正因为audace在那个时代的本义如此，在1793年12月3日（共和元年霜月13日）的雅各宾俱乐部会议上，提翁维尔的梅林就以丹东这段演讲来指责丹东：“以‘大胆、大胆、再大胆’这样的措辞来拯救共和国，这就是丹东！”[5]
多提一嘴——那么，究竟应该“大胆”到什么程度呢？言者虽然没有具体说明，但听者却心领神会。8月19日，一贯坚持使用暴力的马拉就建议屠杀囚徒。他在《人民之友》中写道：“人民的责任是什么？他们应该做出的最后的也是最有效最明智的决定，就是携带武器去阿贝耶监狱，清空那里的叛徒，尤其是瑞士军官和他们的同谋者，用剑刺死他们。想要起诉他们是多么地荒唐！就该这么办。你们已经从他们对抗祖国的手中夺取了武器，你们已经屠杀了士兵，为什么要宽容那些罪恶更深重的军官？”[6]8月27日，他又告诫志愿军：“在奔赴前线之前，请完成这个约定：应该保证不在我们身后留下任何危险、任何叛徒、任何阴谋家。”[7]恩格斯在评论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时认为，这些恐怖的措施既不属于革命的手段，也不是革命的目的，更不是革命的必然。他指出：“我们通常把恐怖统治理解为造成恐怖的那些人的统治，实际上恰恰相反，这是本身感到恐惧的那些人的统治。恐怖多半是无济于事的残暴行为，都是那些心怀恐惧的人为了安慰自己而干出来的。我深信，1793年的恐怖统治几乎完全要归罪于过度畏惧的、以爱国者自居的资产者，归罪于吓破了胆的小市民和在恐怖时期干自己勾当的那帮流氓”。[8]我们知道，1792年的“九月大屠杀”是1793年恐怖的预演，正是制造“九月大屠杀”的同一批人推行了1793到1794年的恐怖。
“拉丁美洲的失败源于殖民地时期的专制”这一说法，在19世纪的新教徒知识分子当中十分流行，其中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是美国总统约翰.亚当斯（1797-1801年执政）。亚当斯曾说，“在西语美洲施行民主，比在飞禽走兽中实现民主还要困难”。“专制论”的基本观点是，殖民地时期西班牙和葡萄牙国王的专制统治，使得拉丁美洲人民缺乏自治的实践和能力，从而导致拉美各国独立后长期陷入混乱和虚弱状态。
“专制论”是18世纪启蒙运动的产物，但是在之后几个世纪依然大有市场，现在有很多人文社科类的文章仍然在复读这一观点。在指出它的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看另一个流行的观点，也就是“封建论”。
“封建论”是19-20世纪社会科学当中，马克思主义和功能主义思想的产物。“封建论”的基本观点是，殖民地时期西班牙和葡萄牙把本土的封建主义移植到了拉丁美洲，使得拉美充斥着大量拥地自重的领主，这一封建地主阶层严重阻碍了独立后拉美各国的政治统一和经济发展。
在当下的不少讨论乃至论文当中，复读“封建论”也是大有人在。的确，把“专制论”或者“封建论”分别单独拿出来看，似乎都言之成理，有一定解释力。然而把它们放在一起来看，问题就浮现了出来： 如果君主专制是真，地方领主怎能大行其道？但如果封建主义是真，又为什么没有地方自治的传统？ 事实上，从殖民地时期一直到现在，拉丁美洲的状态都不是“专制”或者“封建”，而是“弱绝对主义”。 弱绝对主义的核心要义包含在一句拉美谚语当中，“我服从但我不执行”（Obedezco pero no cumplo）。据说，这句话出自首任新西班牙总督安东尼奥.德.门多萨（1535-1550年在职）。1542年，西班牙王室颁布《新法》（The New Laws），要求墨西哥和秘鲁各地保护原住民的权益，但门多萨深知施行法律可能会导致委托监护主的大规模反叛，于是留下了上面那句名言。 用学术语言来解释弱绝对主义，就是中央掌握几乎所有权威，但只有少量权力，同时地方掌握大量权力，却基本没有权威。 无论是“专制”还是“封建”，都不能描述这种状态，因为它们的内在假设都是，权力和权威是统一的。在“专制”体制当中，权威和实际权力都归于中央；在“封建”体制当中，权威和实际权力都归于地方。然而在弱绝对主义政体当中，权威和权力是分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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