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是怎么办外交的？为啥要设立不征之国？

打酱油的饿nice · 发表于 2021-12-20 20:37:11

许多人一提起明初的外交活动，就想到“海禁”，把它等同于闭关锁国，进而否定朱元璋的外交政策。其实，明初的海禁，是适应明代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强化，把海外贸易控制在官方手里，禁止私人从事海外贸易，不等于闭关锁国。而朱元璋外交政策是以“不征”为特征的和平外交政策，其总目标是“与远迩相安于无事，以共享太平之福”（《明太祖实录》卷三七），期盼与周边各国和平相处。这种外交政策，还是应该肯定的。
元朝初年，一度实行穷兵黩武的对外扩张政策。成吉思汗曾大举西征，并东征高丽（今朝鲜）。忽必烈建立元朝后，也多次发兵攻打日本，安南（今越南北部）、缅甸、占城（今越南南部）、爪哇（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等国。元朝发动的这些战争，不仅遭到被侵略国家的顽强抵抗，而且极大地消耗自己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加重人民的负担，激起人民的强烈不满，福建等地便因此爆发过起义。朱元璋总结并吸收历史上的这些教训，强调外国如不自量力，兴兵侵犯我国，一定要给予迎头痛击，但如果外国不来侵犯，则不可无故兴兵去侵犯他国。当时，明王朝刚刚建立，国内的统治还不稳固，统一的大业尚未完成，百业凋零的经济有待复兴，需要有一个和平安定的国际环境。因此，朱元璋决定对外采取以“不征”为特征的和平政策。洪武四年（1371年），他郑重告谕各部大臣：“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朕以诸蛮夷小国，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惟西北胡戎（指蒙古），世为中国患，不可不谨备之耳。卿等当记朕言，知朕此意。”（《明太祖实录》卷六八）洪武六年，他编纂《祖训录》，特地将这个政策录载其中，要求后代子孙世代遵行。

明王朝建立后，朱元璋在洪武元年（1368年）十二月，分别遣使出访高丽、安南，并致书于周边各国，通报他已即位改元，取代元朝的统治，希望与各国重新建立外交关系，开展贡赐贸易。国书说明他的外交政策为：“朕……已承正统，方与远迩相安于无事，以共享太平之福。”（《明太祖实录》卷三七）后来，又陆续遣使出访日本、占城、爪哇、琐里（在今印度科罗曼德尔海岸）、暹罗（今泰国）、真腊（今柬埔寨）、三佛齐（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巨港一带）、渤泥（今文莱）、琉球（今日本冲绳岛）、缅国（今缅甸）和西洋诸国，重申明朝的外交政策和建交愿望，并赐赠诸国王金绮缎纱罗。洪武三年，在给爪哇国王的国书中，他进一步申明：“朕仿前代帝王，治理天下，惟欲中外人民，各安其所。”（《明史》卷三二四，《爪哇传》）洪武五年，接见来访的高丽民部尚书张子温，他再次表示愿与各国和平相处的态度，说：“昔日好谎的君主如隋炀帝者，欲广土地，枉兴兵革，教后世笑坏他，我心里最嫌。”（郑麟趾：《高丽史》卷四三，《恭愍王世家》）朱元璋还设法同中亚地区的帖木儿汗国、远在地中海东部的拂菻（东罗马帝国）建立联系。洪武二十一年，明军在捕鱼儿海（今贝尔湖）战役中俘获一批撒马儿罕（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商人，朱元璋立即派鞑靼王子剌剌等护送他们回帖木儿汗国，后又“累遣使诏谕”。元朝末年，有个拂菻国人捏古伦前来中国经商，元亡之后滞留未返。朱元璋得到消息，在洪武四年召见捏古伦，请他携带一封书信回国，交给拂菻国王，希望双方能互通往来。后来，又正式遣使出访拂菻，再次表达同拂菻建交往来的愿望。洪武年间，明朝使臣的足迹，遍及周边邻国，“足履其境者三十六，声闻于耳者三十一。风殊俗异，大国十有八，小国百四十九”（张燮：《东西洋考》卷一一，《艺文考》）。
朱元璋的外交活动，得到周围邻国的热烈响应。洪武二年六月，安南国王首先遣使前来朝贡，因请封爵；八月，高丽国王派遣礼部尚书等奉表入明，祝贺朱元璋即帝位，贡方物，请封爵；九月，占城国王派遣大臣入明朝贡。日本、暹罗、真腊、琉球、吕宋（今菲律宾吕宋岛）、爪哇、琐里、三佛齐、苏门答腊、览邦（今苏门答腊岛南部南榜一带）、淡巴（一说在今马来半岛的丹帕湖一带，一说在苏门答腊岛的甘巴河流域）、百花（今爪哇岛西部）、湓亨（今马来西亚彭亨州）、缅国、柯枝（今印度西南海岸柯钦）、大葛兰（一说在今印度南部西海岸的奎隆，一说为今奎隆南的阿廷加尔）纷纷遣使来访，同明朝建立外交关系。相距遥远的拂菻也遣使入贡。帖木儿汗国当时正图谋攻灭西方的伊儿汗国和北边的钦察汗国，也对明朝采取“称臣纳贡”的做法，在洪武二十年首次遣使入明，贡马十五匹、骆驼两只，“自是频岁贡马驼”。

在十五、十六世纪以前，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已知的世界是世界的某个地区，因而往往把自己国家或所在地区当作是世界的中心。钱钟书曾指出：“古希腊、罗马、阿拉伯人著书各以本土为世界中心。”（《管维篇》第四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556页）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在华夏民族形成的过程中，便产生一种华夏民族优于夷狄的思想和夷夏之分的文化心态。自秦汉实现大一统之后，历代王朝的对外关系便是奠基于“夷夏之辨”基础上的以中国为中心的宗藩关系即朝贡关系。中国的君主作为“天下共主”，居内以制夷狄。与中国建交的周边各国，仍然保留自己的君主和完整的国家机构，但作为藩属国，必须接受宗主国的册封，向宗主国“称臣”“纳贡”。中国的君主，不干预藩属国的内政，而是按照儒家礼治思想，以德柔远，并根据“薄来厚往”的原则，对贡纳给予丰厚的回赐，以图建立一种和谐稳定的国际秩序。
朱元璋的外交活动，延续着这种传统的宗藩模式。他仿照历代王朝封建君主的作法，以“天下共主”的姿态履行其职责。一是颁诏封主。先后于洪武二年册封安南、高丽、占城国王，十六年颁诏册封琉球中山王，十八年又册封琉球山南王和山北王。二是用儒家的礼治思想规范藩属国国王的行为。藩属国的内政完全自主，朱元璋一概不加干预，但要求藩属国行事必须遵守儒家的德治思想，推行仁义礼乐，与民兴利除害，使民各得其所。洪武二年十月，朱元璋接见来访的高丽总部尚书成准得，询问其国内情况，成准得说：“俗无城郭，虽有甲兵而侍卫不严，有居室而无听政之所，王专好释氏，去海滨五十里或三十里，民始有宁居者。”朱元璋便写了一道玺书，让他带给高丽国王。玺书除劝告高丽国王筑城郭、建厅事、修武备之外，特别强调：“历代之君，不问夷夏，惟备仁义礼乐，以化民成俗。今王弃而不务，日以持斋守戒为事，欲以求福，失其要矣。……先王之道，与民兴利除害，使其生齿繁广，父母妻子饱食暖衣，各得其所，则国祚永长。修德求福，莫大于此，王何不为此而为彼哉？”（《明太祖实录》卷二六）同样，基于儒家的德治思想，朱元璋对藩属国的纳贡，也要求按照古制三年或比年一贡，贡品也不必过多，能够表达诚敬之心即可，以免劳民伤财。鉴于高丽贡物往来过于频繁，洪武五年即令中书省告谕高丽：“令遵三年一聘之礼，或比年一来，所贡方物止以所产之布十匹足矣”，并令中书省以此意“谕之占城、安南、西洋锁里、瓜哇、渤泥、三佛齐、暹罗斛、真腊等国”（《明太祖实录》卷七六）。洪武七年三月，更诏中书省及礼部，重申“古者中国诸侯于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九州之外，番邦远国则每世一朝。其所贡方物不过表诚敬而已。……今遵古典而行，不必频繁。其移文使诸国知之。”（《明太祖实录》卷八八）三是调解国际纠纷。朱元璋认为：“朕为天下主，治乱持危，理所当行。”（王祎：《王忠文集》卷二，《谕安南占城二国诏》）。因此，周边国家发生纠纷，他便遣使进行调解。洪武初年安南与占城发生战争，洪武十六年琉球中山王、山南王与山北王为争雄关而互攻，他都遣使前往调解。

但是，在同周边国家建交不久，朱元璋就发现，他这个“天下共主”的诏敕实际并不能产生多大效用。不论是已册封还是未曾册封的藩属国，对明朝这个宗主国并不那么诚敬。关于三年或比年一贡的规定，尽管他三令五申，有些国家为图丰厚的回赐，照样年年入贡，甚至一年数贡。更有甚者，有的已经册封过、同明朝关系最为密切的国家，还接连发生令朱元璋深感激愤的事件。这迫使他不能不采取务实的态度，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最早臣服明朝的，是与中国接壤的安南。洪武二年六月，朱元璋即册封陈日煃为安南国王。翌年，陈日煃故去，其侄陈日嗣立，朱元璋又封他为安南国王。但仅过一年有余，陈叔明杀陈日自立，并于洪武五年二月遣使进贡，试探明朝的态度。礼部主事发现发文的国王名字不对，“前王仍陈日，今表曰陈叔明”。礼部诘问安南使臣，使臣招供：“盖叔明逼死日而夺其位”。朱元璋大怒，“却其贡不受”（《明太祖实录》卷七二）。随即颁诏以春秋大义谴责陈叔明的“篡夺”行为，要求他“更弦易辙”，“择日贤亲贤命而立之”，“不然，十万大军水陆俱进，正名致讨以昭示四夷，而其毋悔”（《宋濂全集》卷二，《谕安南国王诏》）。翌年，陈叔明遣使入明谢罪、请册，并说明陈日系病卒。朱元璋明知有诈，但基于自己宣布的“彼不为中国患者，朕绝不伐之”的外交政策，他还是表示让陈叔明“且以前王印视事”的态度，说“俟能保安疆境，抚辑人民，然后定议”（《明太祖实录》卷七八）。
洪武十二年九月，占城国王遣使入明朝贡，中书省未及时奏报，从而引发胡惟庸党案及废除丞相、罢撤中书省的一连串重大事件。为了集中力量解决内部问题，稳定国内局势，朱元璋对国际关系采取了更为宽松的政策。第二年正月，在《谕安南来使敕》中，他首次表示要与安南划疆而治：“且安南，中国虽称僻居遐荒，实是密迩；虽日密迩，地不足以广疆，人非我用。在昔中国之君虽曰统，朕思限山阻川，实为疆制，若我中国有道内安，四夷守分，何欲事大之来者？……尔等归告陈叔明，安分高枕，虽不来朝，亦也无虞”（《明太祖集》卷八）言外之意十分明确，只要安南保证边境的安定，对陈叔明的篡逆行为，甚至是不来朝，他都可以置之不问。

洪武十四年六月，安南国王陈炜（陈叔明之弟）遣使入贡，分别给靖江王、广西布政司和中书省贡献礼品。中书省已于去年撤销，安南国王此举显然是有意给朱元璋难堪。恰在此时，广西“思明府来言，安南脱、峒二县攻其永平等寨”，而安南却反咬“思明府攻其脱、峒、陆、峙诸处”。朱元璋以其诈，命还其贡，以书诘责陈炜，言其作奸肆侮，生隙构患，欺诳中国之罪。复敕广西布政司，“自今安南入贡并毋纳”（《明太祖实录》卷一三七）。明朝与安南几乎走到断交的地步。此后，安南仍持续入贡，直到洪武二十七年明朝得知陈炜早已为国相黎一元所杀，才却其贡，以示对其弑君行为的惩戒。三十年二月，朱元璋派行人陈诚、吕让出使安南，谕其以所侵之地归还思明府，但黎一元坚执不从。朱元璋召群臣集议对策，“或以其抗命当讨”，他仍决定“姑待之”（《明太祖实录》卷二五〇），坚持了“不征”的既定国策。
与中国接壤的高丽，也是较早臣附明朝的国家。高丽在元代为蒙古的武力所征服，与蒙古王室实行联姻，元廷还一度在高丽设立征东行省加以控制，使之成为一个半独立的附属国。至正末年，高丽乘元朝势衰之机，曾停用至正年号，恢复旧有官制，并与张士诚、方国珍通使往来，力图摆脱元朝的控制。明朝建立后，高丽国王王颛于洪武二年八月遣使入明朝贡，朱元璋遣使册封王颛为高丽国王，允其“仪从本俗，法守旧章”（《明太祖实录》卷四四），正式建立宗藩关系。尽管当时高丽还同北元保持往来，但朱元璋还是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态度，不仅遣返滞留明境的高丽流民，允许高丽士子参加明朝的科举考试，免征高丽贡使私带入境货物及高丽入境海舶的税金，而且对高丽内部事务从不插手。因此，这个时期与高丽的关系还是比较融洽的。

但到洪武五年，明朝与高丽的关系开始发生变化。当年，高丽出身的明朝孙姓内侍，在出使高丽期间不知何故突然死亡，且高丽国王曾派人入明打探山东、北平的军事情报。十二月，朱元璋召见高丽使者，警告说：“我如今征不征（高丽）不敢说。”（《高丽史》卷四三，《恭愍王世家》）双方关系渐趋冷淡。当时，退居漠北草原的北元，一直在拉拢、争取高丽。洪武七年，王颛“为其下所弑”而“暴毙”，左侍中李仁任立王颛年仅十岁的私生子辛禑为王，执行依附北元的政策，杀害明朝使臣，并遣使出访北元及其辽东守将纳哈出，改行北元宣光年号。洪武十一年，爱猷识理达腊死去，北元声势更加衰微，高丽才又改用洪武年号，要求明朝准其继续入贡。朱元璋便索取高额岁贡，想迫使高丽断交。辛禑于洪武十七年分四次交贡马九千匹，朱元璋才于次年遣使册封他为高丽国王，但双方关系仍未得到彻底改善。洪武二十年，明军迫降北元将领纳哈出，将元朝统辖的辽东地区归入版图，当年年底，朱元璋开始考虑与高丽划定边界，命户部咨高丽国王：“以铁岭以北、东、西之地旧属开元，其土著军民女直、鞑靼、高丽人等，辽东统之；铁岭之南旧属高丽，人民悉听本国管辖。疆境既定，各安其守，不得复有所侵越。”（《明太祖实录》卷一八七）翌年三月，明朝便在铁岭设置卫所。辛禑却硬说“文、高、和、定等州本为高丽旧壤”，要求将铁岭划入高丽。朱元璋断然拒绝，指出“高丽地壤旧以鸭绿江为界，从古自为声教”，“令复以铁岭为辞，是欲生衅矣”（《明太祖实录》卷一九〇）。辛禑停用洪武年号，于洪武二十一年发兵侵入辽东。双方关系再度恶化。

辛禑发兵侵犯辽东的举措遭到高丽右军都统使李成桂等人的反对。李成桂劝阻无效，遂发动兵变，废黜辛禑，复用洪武年号，后又废黜左军都统使所立的辛禑之子辛昌，另立王瑶，自拜左侍中，主持朝政。洪武二十五年，李成桂再废王瑶，自立为王，寻求与明朝改善关系。朱元璋对这一系列的政变不加干预，嘱咐礼部侍郎说：“高丽限山隔海，僻处东夷，非我中国所治，且其间事有隐曲，岂可遽信。尔礼部移文谕之，从其自为声教。果他顺天道，合人心，以安东夷之民，不启边衅，使命往来，实彼国之福也。”（《明太祖实录》卷二二一）并对来访的高丽使臣表示：“尔恭愍王（王颛）死，称其有子，请立之。后来又说不是，又以王瑶为王孙正派，请立之，今又去了。（李成桂）再三派人来，大概要自做王。我不问，教他自做。自要抚绥百姓，相通往来。”（[朝]河崙等：《李朝太祖实录》卷二）不过，朱元璋对李成桂仍心存疑虑。当李成桂请求明朝给予册封，要求更改国号，并提出朝鲜与和宁两个名称，请朱元璋代为选择。朱元璋迟迟不予册封，只是用代择朝鲜的国号以表示对李成桂即位的承认。此后，由于朝鲜招诱辽东的一些女真部落，元代移居辽东的一些朝鲜人迁回朝鲜，朝鲜使臣私交明朝藩王以及表笺文书用词不当等问题，双方仍不时发生摩擦和冲突。洪武三十一年四月，五年都督府及兵部上奏，由于朝鲜“叠生衅隙”，请命出兵讨伐。朱元璋还是表示：“朕欲止朝鲜生衅者，将以安民也。兴师伐之，固不为难，得无殃其民乎？但命礼部移文咨之，彼若不悛，讨之未晚。”（《明太祖实录》卷二五七）仍然坚持“不征”之策。
不仅对互相接壤的邻邦坚持“不征”的和平外交政策，即使有的海外国家侵犯了中国的利益，朱元璋也是设法通过外交途径，采取和平方式加以解决。如洪武三十年八月，礼部报告三佛齐派间谍把明朝的使臣裹胁到该国，并阻遏过往商旅，致使“诸国之意，遂尔不通”。朱元璋并没有兴师动众，出兵问罪。他听说三佛齐归瓜哇统属，便叫礼部写信给暹罗国王，请他转达瓜哇，要求瓜哇从中斡旋，“以大义告于三佛齐”，表示三佛齐“如能改过从善”，明朝“则与诸国咸礼遇之如初，勿自疑也”（《明太祖实录》二五四）。

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的近邻，同中国的关系原先一直非常友好，但在元代出现了波折。蒙古统治者在十三世纪三十年代征服高丽后，南下灭金图宋，开始策划远征日本。元世祖忽必烈在位期间，两次发兵攻打日本，均遭败绩，从此与日本断绝往来。一些日本武士和商人来华贸易，往往暗藏武器，顺利时同中国做生意，不顺利就动用武力，进行掳掠。中国古代称日本为倭奴国，日本海盗也就被称为倭寇。不过，从元世祖到元英宗统治时期，由于海防比较稳固，倭寇的骚扰尚未形成巨患。元泰定帝即位后，海防日渐废弛，日本各地的封建主为扩大自己的势力和满足自己的奢侈欲望，积极组织境内的浪人（在战争中丢掉军职而破产沦落的武士）、商人，到中国沿海从事走私和抢劫活动，中国一些失去生计的流民则导倭入寇，与之坐地分赃，倭患问题因而日趋严重。为此，元朝曾多次实行短暂的海禁。直到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八月老将刘暹在蓬州（今山东蓬莱）给入犯的倭寇以有力打击，倭寇的嚣张气焰才有所收敛。明朝建立之初，“乘中国未定，日本率以零服寇掠沿海”（金安清：《东倭考》）。被朱元璋消灭的张士诚、方国珍，其余众多亡命海上，导倭入寇，倭患又日益严重起来。
面对这一形势，朱元璋决定从军事和外交两个方面入手，来解决倭患问题。洪武元年，他一面令朱亮祖镇守广东，在沿海要害之地设置卫所，加强防守，一面致国书于日本，表示他“方与遐尔相安于无事，以共享太平之福”的愿望，希望能与日本建立睦邻友好的外交关系。接着，他三次遣使赴日交涉，要求日本当局制止倭宼的寇掠活动，但都没有结果。于是下令与日本断交，“专以海防为务”（《明史》卷三二二，《日本传》）。首先，是在沿海地区遍设卫所，广修城池。据不完全统计，从辽东直到广东的一万四千多里海防前线，洪武年间先后共建立五十八个卫、八十九个守御千户所，此外还有二百个左右的巡检司和一千多个城池、寨堡、烽堠、墩台等。同时，籍张、方旧部及沿海之民为兵，增强沿海卫所兵力。估计整个沿海前线的卫所，共驻守着四十多万部队。第二，大造战船，加强水军建设。早在洪武初年于都城建立水军各卫时，就着手建造战船。洪武三年七月建立水军等二十四卫，规定每卫配备战船五十艘，共计配备了一千二百艘战船。到洪武二十三年四月，又“诏滨海卫所每百户（所）置船两艘，巡逻海上盗贼，巡检司亦如之”（《明太祖实录》卷二〇一）。按照这个规定，每个百户所和巡检司各配备战船两艘，每个千户所有二十艘，每个卫有战船一百艘，沿海五十八个卫、八十九个守御千户所当拥有七千五百八十艘战船，加上二百个巡检司拥有四百艘战船，合共拥有战船近八千艘。第三，建立赏罚制度，鼓励将士奋勇杀敌。在加强海防的同时，朱元璋还施行海禁，禁止沿海居民私自下海，并在浙江、福建、广东等地实行迁界，将沿海附近海岛上的居民迁入大陆，以防内部奸民私通倭寇。通过这些措施，明廷建立起陆上坚守与近海巡逻相结合的一套防御体系。入犯的倭寇往往未及登岸，就遭到明朝水军的追剿围击，葬身于汪洋大海之中，没有酿成大患。

朱元璋晚年，于洪武二十八年将由《祖训录》进一步修订而成的《皇明祖训》刊布于世。在《皇明祖训》的《祖训首章》中，他再次重申以“不征”为特征的和平外交政策为子孙必须世代遵守的基本国策，并具体开列朝鲜、日本、大琉球、小琉球（一说指台湾，具体地理位置待考）、安南、真腊、暹罗、占城、苏门答腊、西洋（今印度南部）、湓亨、白花、三佛齐、渤泥等15个“不征”之国的名单。
朱元璋登基之初，一面继承传统的理念与制度，构建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一面又吸收元朝穷兵黩武、四处征伐惨遭失败的教训，制定以“不征”为特征的和平外交政策。这两个方面其实是互相矛盾的，因为作为宗主国的最高君主，以“天下共主”的身份，居内以制夷狄，必须握有征伐之权，才能有效地控驭藩属国。而实行“不征”之策，就意味着放弃对外的征伐之权，难以惩治藩属国违礼越制的不轨行为了。不久，当朱元璋发现虚幻的宗藩理念与现实存在巨大的差距之后，他继续坚持“不征”之策，只能从实行情况出发，以务实的态度来处理明朝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这样一来，他的身份也就由“天下共主”回归到大国之君，藩属国也随之由“臣”提升为“宾”，使双方的关系由垂直的君臣关系变为横向的国与国的并行关系。所谓朝贡，也不再是宗主国控驭藩属国的一种手段，而变成一种藩属国对宗主国表示诚敬的礼仪形式。事实也正是如此，朱元璋在与周边国家的交往中，实际上已承认并接受各国的独立地位，“从其自为声教”，不加干预，即使出现违背儒家信条的弑君行为，最多也就是谴责一番，最后还是默认既成事实，令其“安分高枕”。有的国家侵犯中国的利益，也是通过外交手段进行解决，从未出兵加以讨伐。朱元璋还致力于边界的划定，并要求其他国家“保守封疆”，“固封疆勿外求”（《明太祖集》卷八，《谕占城国王阿答阿者》；卷二，《谕安南国王陈炜伯陈叔明诏》），这更是与历代王朝不同的举措。古代国家的疆土是不确定的，其范围往往取决于军事实力和武力扩张，因而没有边界，只有边陲。国界的划定与确定化，是近代国家出现的重要标志。因此可以说，朱元璋的外交活动，是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上的重大转折，是中国外交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开端。

作者：我方特邀作者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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