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昂三世在位期间,在海外发现方面有两件事情最为值得称道。一是葡萄牙人于1557年开始在澳门定居;另一件事就是巴西的殖民化。在曼努埃尔时期,巴西的主要作用就是里斯本派往印度的船队的中转站。还有就是向国内提供巴西木和珍禽野兽。直到1530年正式的殖民活动才开始。就在这一年,第一批甘蔗被种植在了巴西的沼泽地上;第一台榨糖机也被组装了起来。1534年,若昂三世将巴西沿海地区分割成许多块世袭封地,赐给一些在国内没有什么土地的小贵族,以此鼓励移民和垦荒活动。到1548年,巴西沿海已经建立起来了十六个葡萄牙人聚居的村镇。除了巴西木以外,这个时候的特产又多了糖、棉花和烟叶。随着巴西的经济地位不断上升,1548年设立了总督制,第一任巴西总督托迈·德·索萨(Tomé de Sousa)于1549年带领着一千名移民和一批耶稣会教士来到了巴西。这批教士中有一个名叫曼努埃尔·德·诺布莱卡(Manuel de Nóbrega)的人在东南部的皮拉蒂宁卡村(aldeia de Piratininga)建立了圣保罗经院(Colégio de São Paulo),这就是后来的圣保罗市。但是当时巴西的中心不在东南而在东北。总督托迈·德·索萨将行政中心设在了东北部的沿海城市圣萨尔瓦多(São Salvador)。而经济中心则在邻近的伯南布哥(Pernambuco)地区。1584年有一位传教士曾经对伯南布哥的社会状况作了如下的描绘:“这里的人们富有,许多人有四万、五万甚至八万个克鲁扎多(cruzado,葡萄牙古货币单位;当时一个有钱人家的佣人每年才挣四个克鲁扎多)的家产;······ 这儿总共有十个到十二个糖厂老板,他们轮流设宴,每天聚在一起大吃大喝,挥霍钱财······ 总之,伯南布哥远比里斯本阔气。”
在远东的贸易日趋衰落的时候,巴西就这样开始靠着甘蔗和烟叶发展了起来。与葡萄牙人在印度的情况相反,在巴西没有任何既成的有组织的经济结构。于是以甘蔗种植园和榨糖厂为中心的大种植园经济便形成了。糖厂不仅是家庭、社会和经济生活的中心,而且还把移民永久的维系在了这片新的土地之上。在印度葡萄牙人想的是发笔横财早点衣锦还乡;在巴西葡萄牙人把这片土地看做是自己的第二个祖国。许多移民都是孑然一身闯荡新大陆的,安顿下来之后便迎娶当地印第安人女子为妻,从而印第安人开始进入文明社会;由于制糖业的迅速发展,劳动力日见匮乏,而印第安人由于体质不强,无法胜任繁重的工作,于是从前只是小打小闹的黑奴贸易兴盛了起来,三角贸易的雏形在此时形成了。
伊比利亚半岛国家的航海活动是在文艺复兴的背景下进行的,反过来航海活动的发现又为文艺复兴运动注入了活力。建筑上的表现就是“曼努埃尔式”装潢的出现。文学上,记述航海活动的游记性质的散文开始流行起来,其中最著名的当属费尔南·门德斯·平托(Fernão Mendes Pinto)记述其远东之行的《游记》。因为这本书大大褒扬了中国和日本的文明和富饶程度,致使葡萄牙人都不愿意相信;还拿作者的名字开玩笑:Fernão Mendes Pinto 变成了Fernão, Mentes?— Minto!(意即:费尔南,你撒谎吧?—对,我就是在撒谎!)。另外就是文艺复兴时代最伟大的葡萄牙诗人路易斯·德·卡蒙斯(Luís de Camões,澳门译做贾梅士)了。根据当时流传在社会上的几本东方游记,再加上自己远航到印度和澳门的经历,他写出了歌颂达·伽马远航印度事迹的长篇史诗《卢济塔尼亚人之歌》(Os Lusíadas)。除了达·伽马的事迹之外,他还借诗中人物之口,讲述了从阿丰索·恩里克斯开国以来的葡萄牙历史,字里行间洋溢着无比的爱国热情。据说这部史诗最精彩的篇章就是在印度和澳门写就的。当代澳门东方葡萄牙协会旁边的白鸽巢公园里面,还留有当年他曾经避过雨的山洞,旁边立有纪念碑。他逝世的日期六月十日(1580年)如今被定为葡萄牙及葡人社区日(Dia de Portugal e das Comunidades Portuguesas),供全世界的葡萄牙人纪念那段辉煌的过去。比卡蒙斯稍早的吉尔·文森特(Gil Vicente)被称为“葡萄牙戏剧之父”,写出了许多讽刺社会现状的戏剧作品。意大利诗人彼得拉克发明的十四行诗(Soneto)也在这个时候传入了葡萄牙,被卡蒙斯等人发扬光大,一直到十九世纪也仍然是葡萄牙文坛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