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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孔子为何不与没礼貌的发小绝交？谈谈春秋礼崩乐坏与早期儒道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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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说歹说 发表于 2024-5-30 15:00:26 | 只看该作者 打印 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
 
《论语·宪问》：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孙（逊）弟（悌）,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以杖叩其胫。
原壤，是一个放任于伦常礼乐之外的狂士，也是孔子从小的玩伴，而且两人之间保持了几十年的相处关系。
《礼记·檀弓下》记载，原壤是孔子的发小，他母亲去世后，孔子帮他制作棺外的椁室，他一点也不悲伤，还登上母亲的寿材，高歌“狸首之斑然,执女手之卷然”，嘲笑孔子的手“卷卷然而柔弱”（孔颖达的疏解），说孔子的手像女人。弟子们都觉得原壤太过分，要求与之绝交。但孔子却认为，既然是发小故人，如果没有大奸大恶，也没必要绝交，由他去吧。由此可知，孔子以一种友谅忠恕的宽厚态度来面对这位故人，而原壤却完全不拿伦常礼仪当回事。
这次，孔子又遇到原壤装疯。他见孔子来了，便立马摆出一个最没礼貌的“夷俟”姿态来迎接。夷俟即蹲踞、箕踞。
考古学家李济先生根据考古资料谈到，在殷墟出土的石质人像，蹲踞、箕踞的远比正规跪坐为多。这表明在殷商时期，无论是神是人，平民或贵族，都习惯于夷俟的坐姿。
认为箕踞为不恭敬之态，是一种周人的观念。从周人那里发展出的公共正式场合坐姿礼仪认为，只有跪地而坐，双手恭敬地放在膝盖上，才是一种礼貌（李济：《跪坐、蹲踞与箕踞：殷墟石刻研究之一》，自 张光直主编：《李济文集》卷四，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83—496页）。
殷墟石刻的夷俟人像，可见下图：
孔子为何不与没礼貌的发小绝交？谈谈春秋礼崩乐坏与早期儒道关系 第1张图片


殷墟出土之贵族夷俟形象
从石刻的头饰、衣纹上王室、贵族专用的饕餮纹等材料来看，此人身份相当高。但殷人却将这样一位贵人表现为夷俟的形象，确实可知殷文化并不认为夷俟为失礼。从形象上也可知，古人席地而坐，为了舒服，有时便以双手后撑，双腿叉开，显得颇为休闲随意。有时，夷俟也未必是双手撑地，也可放置于膝盖之上，但双腿仍是分开，如下图：
孔子为何不与没礼貌的发小绝交？谈谈春秋礼崩乐坏与早期儒道关系 第2张图片


孔子为何不与没礼貌的发小绝交？谈谈春秋礼崩乐坏与早期儒道关系 第3张图片


重庆巫山麦沱汉墓发现之夷俟形象
这一汉代的夷俟形象，出土于墓葬之中（重庆市文化局、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巫山县文物管理所：《重庆巫山麦沱汉墓群发掘报告》，载《考古学报》1999年2期，第167页）。
汉代时期，中国人仍保留了席地而坐的习俗，因此这一非正坐的姿态，也是对夷俟一类形象的描述。从这两件席地而坐时期的材料，可知无论是否双手撑地，夷俟的基本特征一定是双腿分开。由于当时还未出现内衣（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105页），遮羞实际上是靠下裙、帷裳。如果跪坐，将臀部压在平直的脚跟之上，不但显得有礼谦恭，最关键的是不会露羞。但如果双腿分开，夷俟而坐，在没有内衣的时代，则带有羞辱对方的意味。所以荆轲刺杀秦王失败，被砍伤后，便以这一姿势面对秦王，表达其蔑视之情。贾谊在《治安策》中也描述秦国社会的女性“抱哺其子，与公并倨”，以这种坐姿和自己的公公并坐，全然不知礼仪廉耻，以此来说明秦国社会的败坏。因此，礼貌的坐姿应是正坐。
从考古发掘中对殷墟大量人骨材料两侧足骨的研究表明，殷商时代居民男女两性中因正坐形成的骨骼跪踞面出现频率极高，这就表明“形成跪踞面的行为在殷商居民中是普遍存在的”（原海兵：《殷墟中小墓人骨的综合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5月，第88页）。这就表明，殷商时代一般的民众，平时也是席地正坐，正坐也是当时日常的社会习惯，因此大部分人的脚骨上会因长期正坐而形成“跪踞面”。如果再结合出土的贵族夷俟石刻形象，就表明殷商文化主要流行正坐，正坐是一种社会习惯。但殷人有时也夷俟，且并不将夷俟的姿势视为非礼，因此才会表现贵族夷俟的形象。
如果原壤生活在更古老的商代，他的这一举动，自然不会被孔子视为非礼。但孔子见他夷俟，就责备他无礼，孔子虽然是殷人后裔，却服膺周道、周礼，所谓“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可知孔子坚持了周礼的标准，以此视之，原壤确实做得太没分寸，完全是一种玩世不恭的犬儒主义心态，或者是想以此表达对已经没落的礼乐之嘲讽戏谑。
见原壤如此，孔子只能说他老不死，还这么胡闹。顺手伸出手中的拐杖，轻微叩击原壤分开的双腿，意思是让他坐端正了，保持一个正坐的姿势。这一幕，是近似犬儒主义者的一位早期道家与儒者的小小交锋。犬儒老顽童，不停胡闹，以行为表达观念，见儒者孔子来了，便故意叉开腿，夷俟而坐，属于半开玩笑半嘲弄儒家的小闹剧。孔子与他是发小，认为他虽然自放于伦常礼法之外，但只要还没干特别跌破底线的事，也还不至于绝交。因此多年下来，大概也习惯了。
这次原壤胡闹，孔子也便半幽默半纠错地说，老不死的，快坐好了。这说明，尽管孔子不愿看破伦常，还在“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去努力捍卫社会的秩序与正义。但他也知道，这是不可为而为之，礼崩乐坏，好的秩序瓦解，越来越多的士人看破这一切，或是隐逸，或是装疯买傻。尽管选择的道路不同，但他还不至于要动辄去“攻乎异端”，而是对这些人有某种程度的“理解之同情”。
原壤此种放任于伦常之外的心态与人格，很容易使人想起古典希腊城邦政治溃败之后，在公民政治与公共生活残破的废墟上，那些各类形形色色、放任于礼法之外的古怪哲士们（陈恒：《希腊化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243—295页）。这也表明，以周公制礼作乐为代表创建起来高度发达的古典政治秩序正在快速走向崩溃，传统的公共生活败坏了，相当数量受过知识教育的精英在痛苦与失望中，要么选择了逃避，躲入自己的心灵世界成为隐士，要么就玩世不恭，成为装疯卖傻类似于犬儒主义（Cynicism）的虚无之人。就连孔子的故人发小都是如此，也可见当时社会秩序的溃败，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
这些脱离于礼法之外的隐者，与早期道家学派之间其实具有密切关系，而孔子其实和这些人之间其实存在着某种心灵默契，如楚狂接舆、长沮、桀溺、荷蓧丈人等礼法之外的方外隐士，也通过嘲讽孔子，并以《凤歌》等内容来隐约地表达对孔子的建议，其实与原壤颇有相似之处。
某种意义上来说，孔子对这些自放于礼法之外的隐士，具有一些“理解之同情”，愿意聆听他们发出的信息，但却不能同意和接受他们的观点。逃避、戏谑、嘲讽、隐藏，都可以得到理解，并且也具有某种观念的批判性，但这些却不能解决真正的现实问题。
• （本文仅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李竞恒
责编 陈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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