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慧的房子,有好多扇窗户。从其中一扇朝南的窗户望出去,就能看到山谷豁口中的海。海水的蓝时而深、时而浅,有时候一片海上有不同层次的蓝,因多变的天空而来。
去年以来,很多人好奇这个房间、这扇窗、这片海、这个村究竟有何种魔力,或者说,周慧本人究竟有何种魔力,令人关注?
40岁开始,周慧在深圳马峦山一带的村子里独居了近10年,不工作、不结婚、没有孩子,剥离种种社会身份,以一种主动的方式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她把自己逼到墙角,和贫穷面面相觑,也因此有了她与生活的结晶,一本书——《认识我的人慢慢忘了我》。这是理想主义者眼里难得的胜利。半年来,记者们走进这个房子,以工作之名,寻找自己生活的答案。
《认识我的人慢慢忘了我》
作者: 周慧 著 / 黄灿然 选编 / 周慧
出版社: 上海文艺出版社
如果你问一个人如何能拒绝所有不想要的,别无所求地生活下去,很多人也许可以忍受孤独,但缺了那种种子似的、落地就能生根的强悍心灵。
在周慧身上,一些对立项可以相安无事地共存:强悍又敏感,松弛又好胜,焦虑但选择继续无所事事,渴望交谈的同时渴望孤独……多年来,她看着它们在自己的身体里博弈,像一尊复活节岛的石雕,不为所动,日复一日,近乎残忍地面对自己。
一条退无可退的退路
这里没有你想象中那种逃离城市的“村居生活”。早上没有鸡打鸣,房前屋后没有田园,更没有李子柒。公交车直通村口。嫌麻烦的话,从小梅沙地铁站打车10分钟,经过崭新的自建楼房,就到了周慧住的那一栋8层高的楼。虽然在村里住了这么久,但是本地村民,她一个人也不曾打过交道。
她的早上通常始于9点,醒来时,免费的阳光和风已经抵达。她从房间踱到客厅,到厕所,进厨房烧水,端坐在书桌前,刷会儿手机。等水开泡茶——她一般不吃早饭,没胃口,省去一顿饭钱。
早晨,周慧在泡茶。(图/局外人视频 截图)
桌上,一群蚂蚁正在围攻前一天掉落的食物残渣。周慧笑道:“别管,它们正在吃流水席。蚂蚁觉得我是外来者,它们才是这里的主人。”话音刚落,她戴上老花镜看近处,惊叫,“好多”,然后抽出纸巾,把蚂蚁捏进去。她不是一个多情的人。
洗衣机在阳台大声颤抖,出水管被她引向阳台外侧,废水利用,洗衣服的水可以用来冲洗阳台。她拿起塑料扫帚,麻利地把水赶到死角,再赶进地漏里。阳台上的泡沫箱子和花盆里,种着一些多肉和随手插的韭菜,塑料筐子里晒着她心心念念的豆角。晒过的豆角去了豆腥,有独特的香气。
喝了茶,晾了衣服,发了呆,看了会儿书,周慧突然摘下老花眼镜,踱到冰箱前。多了两张嘴,她在规划午饭做什么。蒸个鸡蛋?便宜的鸡蛋是蛋白质的主要来源之一。丝瓜炒什么?她拿出虾,那是冰箱里最贵的食材。再来个白焯红薯叶,楼下院子有,现摘。
周慧在楼下花坛里摘红薯叶。(图/局外人视频 截图)
她从厨房出来,抓着一个黑色塑料袋,走到门前,用脚趾夹起昨天穿过的袜子,丢到地上。她大笑着对我们说“你看我有多懒”,然后光脚穿上鞋,带我们去摘红薯叶。我想起她在某个播客里说自己像一条虫,懒,整天在家里滚来滚去。她很幽默,是因为心中内置了对生活、对自己毫不留情的洞察。
盛夏的7月,忽然下起骤雨,院子里瞬间湿透。周慧身手敏捷有力,胡乱扯了一通,很快就摘满一大袋。她感慨,红薯叶随便插下就长得很好,足够保证蔬菜供应。她的一双手,虎口处张得很开,抓握有力,是那种劳动人民的手,以至于讲话比划手势的时候,有点用力的笨拙。
在自己动手获得食物方面,她极具天赋,像漂流到岛屿的鲁滨逊。村里没有饭店,外卖又无法抵达,而她也没钱出去吃饭。前些年,她会拿着叉子,潜入海里扯青口、扎螃蟹,一次性扎好多,“太贪了”,她略带忏悔。我惊诧,问她怎么会有捕获海鲜的经验,她说太馋了就能做到。
“像蜜蜂一样从这扇窗飞到那扇窗”的日子里,食欲很容易攻占她,但满足欲望又那么简单,吃一顿鲜美、简单的饭,细细咀嚼,她就觉得“我的生活怎么那么好啊”。一日两餐,保证肉蛋奶和蔬菜的摄入,喝足够多的水,保持运动,这是日复一日的生活最低限度的秩序。
秩序之外的部分,她任由时间在这个房子里流逝:靠在沙发上看综艺,刷B站吸猫吸狗,刷微博,对各种社会新闻和公共事件了如指掌,时常愤怒。
实在待不下去,她就下山去买奶茶,去邻居杰茜家、丁路家蹭吃的。她家里有两面墙壁的书,书桌上堆放的诗集、小说,很多都荒废在某一页上。她说自己看书如抽丝,但只要读了两本书,就会觉得,“换了一个新我”。
白天很容易溜过。晚上,躺在床上,“一把匕首”就会伸过来,周慧质问周慧:你在干什么?不能再荒废下去了。于是,她卸载了B站。但过了不久,又下载回来。
起初,她也没想过自己会在这里一直待下去,过非必要的生活,也不必有任何严密计划。2014年,新来的领导她不喜欢,“好的职场人必须当双面人”,她自认清高,无法配合。命运推了她一把,她从人事经理的位置上离职,放弃这份月薪一两万元的摸鱼工作。
辞职后,听说深圳旧天堂书店的合伙人住在一个村子里,她也就搬了过来。她有一点积蓄,十几万元,够生活一阵子,她也觉得自己迟早还是要回去上班的。
周慧刚搬到村里的头几年。(图/受访者提供)
一年后,她在股市最高点投进去的十几万元只剩不到两万元。钱见底了,却不想回去工作。中间其实有过机会,比如有朋友介绍她去管理民宿,但她统统滑过去。直到年纪越来越大,彻底没有机会,她终于把自己逼到墙角。
再往前二三十年,她摆脱了本应在工厂做鞋帮子的命运,离开岳阳农村,考上大专,赶上了深圳这座城市腾飞的时候,成了一名白领,之后升职为小领导,工资可观。如果没有意外,往后的人生大概率是安稳的。作为一个曾经把自己从命运的泥淖里拔出来的人,她本不应该放弃这一切。
没有财富的自由
洞背村位于大岭古村背后,原住民很少。早年,这里房租便宜,搬进来很多外地人。在周慧住的那栋楼,两房一厅最早只需800元月租。诗人黄灿然住在楼下。2014年,他从香港《大公报》辞职搬到这里。单向空间的刘宽曾在2018年去了洞背村,拍了一部关于黄灿然的纪录片——《日常的奇迹》。黄灿然说,自己从前在香港基本不跟人交往,到了这里反而跟很多人熟起来。
窗外的海。(图/受访者提供)
“黄老师知道我穷,又爱吃,每次有好吃的就叫我。”在《日常的奇迹》里,周慧是“蛋蛋”,黄灿然的一个有趣的邻居。吃饭的时候,她极其认真,埋头大干,偶尔加入话题,一开口就惹人大笑。当时,人们不知道,她内心已经有一整个宇宙。
搬到洞背村不久后,楼上的邻居介词张罗起读书会,一共推荐了60本书。读书会上,很多人直接睡过去,但当时39岁的周慧却由此重新打开阅读的门。
二十几岁的时候,她偶尔看书,看得最多的是《读者文摘》。也看一些国内作家的书,像余华、苏童、莫言等,但都没有多大感觉。直到看了王小波,顺藤摸瓜读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下笔轻盈,充满想象力;她又读福克纳,《喧哗与骚动》开头反复看了十遍,读不懂,却被这种语言的陌生性吸引。高密度的句子里,蕴含着丰富的空间,像迷宫一样,把周慧从狭小的空间导引到无穷的世界。接着,40岁后,她开始爱上女作家——爱丽丝·门罗、安妮·普鲁、安妮·艾尔诺。
她嫉妒,她们怎么可以写得这么好?读得多了,等到有足够的闲暇,她开始了有意识的写作。黄灿然和同住村里的诗人孙文波偶然看到她的文章,都鼓励她多写。她没有放在心上,依旧我行我素,没想过会出版,就是暗暗跟自己较劲,想好好写。
周慧有三副眼镜。她既远视,又有散光,在看书、看屏幕和开车的时候,需要戴不同的眼镜,切换光进入眼睛的角度。她的写作也一样。在她写下的文章里,人称是不断变化的,视角也随着人称的切换而发生改变。
在家中看书。(图/摄影师吴忠平 摄)
大多数时候,她写下“我”的呢喃;有时候则是第二人称“你”;还有些时候,她用第三人称,写“一个独居的女人”。
用第二人称的时候,她在跟一个叫作周慧的女子对话:“你从来没有在这样的游历里有过交谈,人们都有交谈对象。其实你有交谈对象,我,不过你不知道,你漂浮在神秘的岛屿之上,我对你的悲伤无能为力。”她有时候对周慧很残忍——“你坐好,不要起身,你已经蹉跎多年,你丢弃了太多现在想来不能丢弃的东西”。像一把匕首,周慧与周慧短兵相接。
用第三人称的时候,周慧是周慧自己的叙述者。“一个独居的女人,走到哪里都捏着手机,在家里上洗手间,脱裤子时,她将手机横着搁在颈上,用下巴紧紧夹住,坐好后再拿手机。”像家里安装的某个摄像头,她用有距离的客观视角来看周慧。
写作是监狱,逼迫她坐下来;写作也是钥匙,让她自由。她坐在电脑前,思绪沉淀,捕捉记忆,用意志决定让哪个词语出场。这样,她“获得了无穷的乐趣”,否则,“生活就是一成不变的,今天和明天没有区别,今年和明年没有区别,窗外的风景天天看也没有意思,你甚至会不记得所有的东西,这样的生活没有意义、没有意思”。唯有阅读和写作,让她获得一种生活的质感。
她总是想到《都灵之马》那部电影:冬天,一对父女,一日三餐煮土豆吃,就这样吃了六天。最后一天,煮马铃薯的水没有了,只剩下冰冷的土豆。那个父亲说,你必须吃掉它。生命的尽头,一片荒芜。
电影里一对父女。(图/《都灵之马》)
笼罩下来的命运
整个成长时期,周慧的生活空间封闭、狭小。她形容自己是个“小透明”,从小成绩吊车尾,满眼满脑都是对食物的渴望,无暇顾及其他。周慧出生的时候,家里已经有两个姐姐了。盼望生儿子的家庭,对这个多余的女儿并未寄予厚望。从来没有人告诉她,应该努力学习,以改变命运。况且,命运是什么呢?成长过程中,她不曾有过什么榜样。
初中时,二姐从镇上带回来琼瑶小说,打开了她对爱情的幻想。初吻是什么滋味?暑假,无人的教室里,她站在铺满稻谷的地板上,用粉红、粉黄色的粉笔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古装美女,胸前足足画了四层金项链。她在书里写道,那是她对未来唯一的想象。
高中毕业,她被安排到奶奶工作过的国有工厂踩缝纫机。一个17岁的女孩,从来没想过以后要做什么、会变成谁,也许,就像世世代代的女人一样,恋爱,结婚,生孩子。
初中时期的周慧。(图/受访者提供)
后来,周慧有过几次非常猛烈的自我觉悟。在命运即将笼罩下来的时刻,她突然察觉,然后以旁人看来十分任性、冒险的方式掉头就走。
进工厂不到一个月,她已经能熟练地在缝纫机上踩出完美的鞋帮子,这是一份本应令人感到骄傲的工作。直到她进入工厂的公共浴室,几百平米的大通间,几十个女人的裸体出现在她面前,她们正自如地搓洗着身体的各个部位。
她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是这几十具身体里的一分子,和其他人没有任何差别,“我对情对爱对欲的渴望和忐忑被这座裸体森林全面击溃”。之后,她故意把鞋帮子踩得歪歪扭扭,丢掉了这份工作,以及当月的17元工资。
随后,她和二姐一起,坐着火车到深圳打工。在八卦岭的手表厂里,因为是新人,她总被安排装最难装的机芯。
一天早上,她把塑料盘推回仓库,以示抗议。她发现,管发料的湖北女孩,低下身子,歪着头看着她,“像看动物一样”。这是弱肉强食的世界,她尝试让自己变得强悍。
然而,没有学历,她始终只能徘徊在城市边缘,自卑,怯懦。不久,她从另一家工厂辞职,人生中第一次发奋读书,终于通过成人高考考上了一所大专。
接下来,是一个湖南农村姑娘“逆袭”的故事。有了学历,她回到深圳,跨进了那个一直把她摒弃在外的世界。她干过销售,但她不喜欢求人的感觉,就消极抵抗,在工位上假装做表格,其实是在电脑上打字,写一些“现在看起来稚嫩”的小说。
后来,她在一家200人规模的公司做了HR,还升职为人事经理。每天,她只要管好底下的人,就可以维持一天6个小时的工作,以及可观的上万元月薪。
她再一次感受到命运的全面笼罩,但这种笼罩并不黑暗,“很舒服”,好像可以一直这样下去。但在39岁这一年,她突然觉得,应该去看看生命还有什么可能。
“你到底靠什么生活?”
刚搬到洞背村的头几年,周慧只要保持节俭,就能勉力生存。除了房租、简单的一日两餐以及健身年卡,她几乎没有其他支出。直到前几年,生存问题逼到眼前。
洞背村的村口建起一所知名高校的附属中学,学生和陪读家长把这里的房租推了上去,800元的房租涨到2800元。另外,社保也涨价了,周慧的开支猛增。
村里陆陆续续盖起了新的房子。(图/受访者提供)
她在深圳有一套小房子,租了出去,还了房贷还略有盈余,足够交这边的房租和社保。房租上涨后,她只好停了社保。疫情期间,她给一家餐馆每月写4篇公众号文章、每篇200元的活也丢了。而疫情后,她在深圳的房子空置时间很长,租金不稳定。
省钱已经不管用了。人被贫穷逼到角落,“思想就开始龌龊”,她天黑时会去别人的菜园子偷菜,用滴漏的方式接水。生活变成了时时刻刻进行的算术题。站在便利店货架前,她会仔细一件件比对价格,和自己的欲望撕扯,最终会放下,什么也没买。她甚至试探性地问房东,能否由她来打扫楼道,一周打扫一次,一个月200元就行。房东拒绝了。
她犹豫过要不要搬走。去盐田看了租金便宜的出租房,又脏又吵。对她而言,其他都能压缩,唯独不能压缩最后的居住尊严。
在书里,她近乎无情地把这一切写下来。她写自己像“一只举着半粒米饭横穿山路的落队蚂蚁”,“像是被某种滚筒离心力甩到这里的人,紧紧地扒着桶缘,不让甩得更远更碎”。
与周慧偶有来往的姑妈,有一次忍不住问她:“你到底靠什么生活?”她打哈哈过去,但没说自己要借钱生活。最穷的时候,朋友提出,借笔钱让她把日子过好。周慧知道,朋友的钱也有成本,便挪借了25万元。问她为什么借这么多,她回答:“那我想买点基金把利息钱给挣回来不是?”实际上,姑妈提出想帮她还房贷,但周慧拒绝了,她一向不喜欢欠人情。
她轻描淡写地说起,2014年她被股市坑惨了,所以她打死不碰股票。这笔钱被她放进基金里,然而,前几年基金同样惨不忍睹,她的钱没了一大半。后来,她实际上借得更多。她的计划是,以后实在不行,就把房子卖了还钱。
戴着头灯,换个地方看书。(图/受访者提供)
周家三姐妹
在岳阳,我们见到了周慧的大姐、二姐。二十几年前,周慧和两个姐姐都在深圳打工,但淘金梦没有均等地在每个“深漂”身上成真,大姐、二姐陆续回了老家岳阳。如今二姐夫工厂有了起色,二姐成了周慧口中的“富婆”,大姐生活也算舒适。
周慧以及大姐、二姐。(图/受访者提供)
前几年,周慧回家,二姐约好在火车站接她,临了却打不通电话。周慧几近报废的手机掉电太快,到火车站已经自动关机。二姐气得要死,丢给她一部iPhone手机:小妹怎么把生活过成这样?
是大姐先知道小妹出书的。讲起这个事,大姐眼睛有点湿润。她说,书里写到她们从小的生活,那些点点滴滴,让她想哭。
大姐热情豪迈,一口烟嗓。她早年离婚,如今帮二妹照顾孩子,获得一份收入。大姐平常喜欢喝乌苏啤酒,和姐妹们撸串、聊天;大多数时候,她熬夜看一部又一部电视剧,在他人的故事里哭得稀里哗啦。
15岁时,大姐不想读书,父亲便把她送进县城一家玻璃拉丝厂做事。没多久,皮肤过敏。市里的叔叔承诺帮她找工作。来到叔叔家,她一直没能拥有那份承诺的稳定工作,倒是做了很多洗衣做饭的活儿。
她的婚姻始于逃离的愿望。当时,她谈了一个男朋友,是混社会的,匆匆结婚,从一个天罗地网逃到了另一个。周慧父亲离世前,曾提起最后悔的事情,就是不该那么早把大姐送到市里。
知道我们要来拍摄,大姐很开心,“我们家终于出了个作家”,似乎无限感慨。我问二姐看了书没有,她抽着烟,微微笑着,眼睛里有些意味深长的情绪:“没什么,就是觉得她的生活过得太苦了。”
正在闷头吃饭的周慧突然抬起头来说:“她(二姐)生活得太好了。”
三姐妹都曾有写东西的习惯。大姐爱写,却觉得自己写得不好。她赞叹二妹的散文——有一次她转了一篇二妹写的散文到QQ空间,当地的报纸编辑问能不能刊发。
在她们的回忆中,以前家里条件艰苦,父母却都有看书的爱好。父亲住在镇上,经常订阅《读书》《小说月报》等杂志,阅读的灵光曾在这个家里流转。阅读是写作的开始,但写作的笔,最终在周慧手上转动。
二十岁时,周慧在深圳。(图/受访者提供)
一个普通人成为写作者的可能性有多大?黄灿然在《认识我的人慢慢忘了我》一书的编后记写道:
“太多人早年有才气,但后来因为各种原因,包括生活所迫,而放弃写作。他们原本的写作才能经过转化后,倒是大大改善了他们的生活,但他们的生活却毁了他们的写作才能,在我看来也毁了他们生命的意义……而像是周慧这样一个也是被生活所迫,窝在一个山村里,有几年陷入贫困境地,却反过来坚持写作,成就了好作品而且还改善生命的人,其独特性是不言而喻的。”
“每个人都穿着同样的救生衣”
出书之后,周慧的生活状态有了一些变化。一年来,她走出洞背村,到各地做分享,频繁与人交流。她认识了很多人——作家、书店老板、图书编辑、几个记者,和他们有着密度高且愉悦的交流,看起来好像已经远离了孤独。
7月,我们跟随周慧到长沙阿克梅书店做分享。书店在长沙大学城旁边,爬上窄窄的楼梯,就到了小小的书店空间。书店老板小七和江涛夫妇有一个4岁的小女儿,叫作小船儿,皮肤黑黑的,眼睛很亮,像个小精灵。小船儿光脚踩在地板上,不时得意地向各位介绍自己用蜡笔涂抹的不明作品,令人喜爱。
周慧看着小船儿,自顾自地说起:“我小时候长得也差不多像小船儿这样,为什么我爸妈就不爱我呢?”走到书架前,她指着自己的书对两个男生说:“这本书也很好啊,要不要买?”又说,“不好看包在我身上”。她逗弄两个男生,搞得他们不好意思,落荒而逃。她说:“有的人就看不起我的书、看不起这种散文,觉得不高级。”
晚上7点,人群从楼梯口不断冒出来,书店热气腾腾。这是周慧的主场,分享主题是“非必要生活,有必要写作”,她喝了一大杯调制酒,兴致很高,妙语连珠,时不时逗得全场大笑。周慧面对的是一双双渴望的眼睛,几乎都是年轻的女孩子。有一个短发女孩,说自己带着这本书走了很多个地方,她拉着妈妈一起来听分享。
阿克梅之夜。(图/局外人视频 截图)
50岁的独身女人,40岁才开始写作,对经历了女性主义觉醒却不知未来该走向哪里的年轻女孩来说,周慧以奇迹榜样的面貌出现。
一个女孩问:“伍尔夫说,女人需要一间自己的房间来写作。对你来说,写作还需要什么?”周慧好像想到了很多,表情变得严肃:“反正我不能有丈夫和孩子,否则可能静不下心写东西。当然也要有一间自己的房间,我是一个身体疏离的人,喜欢一个人待着……但并不是女人就一定要写东西,有的人需要一个安全的小船,可以托着她……对于这个问题,我给不了很好的答案。”
当天,她读了一篇自己的文章,《那天黄昏》。她说文章所描述的,最接近自己的状态。
“他们看风景或彼此交谈,你在人群里小心翼翼地走着,唯恐被人发现,你的半边脸还没有回来。你形单影只。你不会爱,你不曾获得爱。
“你一边走一边听,不听音乐,你听人们交谈,这些只字片语大多是重复,每个人都在说着差不多的话,像每个人都穿着同样的救生衣。”
文章写于一次她在商场等待牙齿的麻药劲儿过去的时候。她看着人群,人们好像没有变过,过几年换一种流行的发型和衣服,每个人说着差不多的话,“就像穿着同样的救生衣”。“人们的生活、工作是他们的深渊,也是他们的救生衣。”
她是个脱掉“救生衣”的人,没有结婚,没有孩子,没有爱人,没有钱,没有工作,“不寄望于外界,我只能从自己身上寻找力量”。
周慧在海边游泳,那是一块不需要收费的海滩。(图/受访者提供)
“洞庭湖野麻雀”
很多人好奇,周慧是否对亲密关系没有需求。她有过与婚姻擦身而过的经历,后来又谈过几段貌不合神也离的恋爱,从来没有遇到过称得上好的亲密关系,甚至可以说是糟糕透顶。
最接近亲密的时刻,是她抱起一只叫作虎皮的流浪猫,啃它的脸。她爱吸猫,虎皮走了之后,她并没有去养一只真正属于自己的猫。“我觉得还没有孤独到要养一只宠物来陪伴自己的程度。”另外,她喜欢猫胜过狗,因为无法承担后者死心塌地、始终如一的关注。
“人终其一生都被两种完全相反的驱动力操纵着,一种是对陪伴、爱以及所有能让我们亲近的关系渴望,另一种是对独立、孤单和自由的向往。我天生孤僻,加上后天缺乏认识,在前一种上屡败,只能对后者投入心力,它很有必要,对我来说,终究一切都将依赖于此。”在《闸门、盾牌,甚至遮羞布》一文中,周慧写道。
有记忆以来,母亲不曾抱过她,也没有任何亲密举动,一家人都是如此。唯一记得的是,小时候,寒冷的冬天,睡觉的时候,外婆心疼地把她的脚裹进自己的棉衣里。
周慧走在老家的小路上。(图/受访者提供)
八九岁的时候,她五六点就起床,烧火给自己做蛋炒饭。母亲从不过问。父亲在镇上上班,很少回来,她也不了解父亲是什么样的人。记忆中,父母偏爱二姐,“是功利性的爱”,因为二姐学习成绩好一点。
小时候,她总觉得自己不是这一家的人,“闻父亲的衣服,闻母亲的枕头,想找出血脉里那根隐形的线。父亲的气味略熟悉,让人安心;母亲几乎没有气味,莫非不是亲生?”
直到很久后,母亲来深圳看她,与她同住过一段时间,她才慢慢重新体会母女关系。但终究还是来不及,父母便相继离开了。
回想起来,周慧觉得母亲一生坚硬,她是那种学生、家长敬畏的老师,用铁腕制服学生,也因此,她的“刺太多了”。也许母亲内心最柔软的地方给了外婆,“她心疼可怜的人”,外婆的日子过得太苦。以前,她家住在洞庭湖边,她总听母亲提起“倒垸子”的惊心动魄:大水冲垮堤坝,一切都被冲走,村民骑在牛背上,连夜带着猪狗迁徙。
在岳阳楼下看洞庭湖。(图/受访者提供)
母亲的噩梦后来成了她的记忆,母亲的生命也仿佛接续到她的生命里。她经常觉得,如果母亲生活在现在,大概率不会结婚,也不会有孩子。
到现在,她还是经常会梦见母亲。“她对我的影响太深了,那种情感很复杂,死亡卸下了他们身上背负的东西,却移到了我们的肩上,一直驮着。”在新书的第三辑,她写下这些文字,但远远不够,她确信自己还有一些表达没有完成。关于母亲,需要日后由她来不断自问自答。
在岳阳的最后一天晚上,我们在岳阳楼下闲逛。夕阳晕染了整个天空,我看一会儿夕阳,再看一会儿镜头里的周慧。不笑的时候,她的神情是坚毅的,脸上从不流露任何悲伤或者孤独。她眼角有一些细纹,但看不出来马上就要过50岁生日了。她没有“救生衣”,因此不在社会时钟的计算里。她看着前方,好像坠进了回忆,别人无法进入,讲述也无法抵达。
波光变幻的湖面,鸟儿来回飞翔,不时优雅点水。周慧感慨,它们好自由。早年,她混迹论坛,起了个网名叫作“洞庭湖野麻雀”,就像这些鸟儿,“爹不疼妈不爱的”。在深圳快30年,她始终没有归属感。她只是城市的观察者,也是自己的观看者。对于故乡,她没有乡愁。一个女人所有的,只是她自己,还有那些记忆。
作者:刘车仔
运营:鹿子芮
排版:冼晓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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