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 ​全球金融乱局中的美元霸权

《中国经济周刊》 首席评论员 钮文新

不久前，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召开“紧急记者会”宣布了一个决定：放弃参加将于9月举行的自民党总裁选举。按照日本的政治规则，这意味着在选出自民党新总裁后，岸田将辞任首相职务。他为什么突然作出这样的决定？表面看，自民党“黑金”丑闻不断发酵，导致内阁支持率长期低迷，而岸田文雄一直无力回天，从而引发党内对未来大选前景的担忧，也使岸田失去党内支持。

但是，还有另一只手在背后影响日本政治：美国。根据历史和现在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研判：美国要求日本充当压制人民币的“马前卒”，以日元贬值带崩亚洲各国货币，尤其是人民币，逼迫亚洲资本继续流向美国，一来利用日元作为美元指数第二大“篮子货币”地位，让日元贬值帮助美元指数坚挺；二来日本保持低利率为美元降息提供有利条件。岸田文雄扛得住这种压力吗？一个不容回避的严重事实是：对资源大量依赖进口的日本而言，日元大幅贬值必然带来进口价格高涨，使日本国民不得不承受“输入性物价上涨”的威胁。

岸田文雄面临“两难”，依从美国会被本国国民驱赶下台，依从国民又将面对美国的压力。于是，岸田政府必须在日元加息问题上小心翼翼，该加息不敢加息，该大幅加息却选择小幅加息。所以日元结束零利率之后，一直按兵不动，但日元大幅贬值迭创纪录的现实，逼迫日本政府不得不再次祭出加息工具。7月31日，日本央行宣布加息15个基点，将政策利率上调至0.15%～0.25%。

15个基点的加息，低于25个基点的标准单次利率变动幅度。按说，这是非常温和的动作，但效果却出乎世人预料：日元加息之后的第二天8月1日（周四），日经225股价指数下跌2.5%，8月2日（周五）下跌5.81%，8月5日（周一）史所罕见地暴跌12.4%。与此同时，美国道琼斯工业平均股价指数3个交易日分别下跌1.21%、1.51%和2.60%。更严重的是，日元加息、日元升值重挫美元指数，8月1日之后的3个交易日，美元指数从104.34重挫至盘中最低的102.18。据华尔街一家国际投行测算：此次美元指数下跌，日元升值因素占比达43%。要知道，日元在美元指数中的权重仅为13.6%。

美元指数因为日元加息、升值而下跌，导致人民币顺势升值。这是否打破了美国对华“金融战”的战术步骤？至少，在美联储降息预期极其强烈的背景下，日元突然加息，哪怕幅度只有小心翼翼的15个基点，也会导致极度敏感的华尔街更加神经兮兮。如此所为谁来背锅？岸田文雄。这不奇怪，“二战”后日本实际一直是美国战略的“马前卒”。

为什么日本政坛如此多变？其执政党试图在战败后，从国际地缘政治变化的夹缝中，找到日本崛起的机会。从历史来看，自民党大佬佐藤荣作在1964年11月9日到1972年7月担任首相期间，遇到了一个重要机会：美国对越战争。此间，日本给美国充当“前线服务中心”的角色，为其经济赢得了长足发展。

现在，日本似乎再次看到重大机会：美国对华战略发生重大转变。实际上，前首相安倍晋三恰恰是利用了这个机会，一方面充当美国对华战略的“马前卒”，以此换取美国减少对日本经济政策的管制，于是就有了货币、财政“双极致”的所谓“安倍经济学”；另一方面，通过美日军事协同，全力推进日本扩军政策。

安倍、菅义伟、岸田文雄等一众自民党大佬的心思明摆着，无非就是要借重日美同盟，通过在亚洲挑事儿，为“自我松绑”寻找借口，而且让美国拿日本没辙。

但岸田文雄迫于日元贬值给国内带来的巨大经济压力，以及国民对物价的不满，尤其是食品和能源价格没完没了的“两位数”上涨，也只有得罪美国，或者说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背离美国意愿——以加息手段推高日元汇率，减低国内输入性物价上涨压力。但演砸了，日本加息引发日本及全球金融市场的剧烈波动，不仅刺激了华尔街的敏感神经，而且在美联储被迫“提供降息预期”的关键当口，破坏了美国设法进一步压低亚洲货币尤其是人民币币值的努力，这恐怕是岸田文雄对美国无论如何也承担不起的重大责任。

美国要利用日本补充在亚太的实力，就不得不对日本有所松绑，但又不能让日本失控，变成又一个强大对手。实际上，美国在加大日本利用力度的同时，也必对日本更添几分担忧，毕竟，美国对全球的掌控能力正在弱化，日本“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概率则大大增加。

从其近年来各色行为表象上看，美国确有“抓狂”之相：缺少章法、追求极致。比如对华贸易战，被高高举起的关税更多在蚕食美国人生活水平，而加征的关税也没能填饱美国政府的肚皮，反而需要不断增加赤字，不断提高国债数量把美元霸权用到极致，但同时也激发了全球去美元化的“反作用力”。

再比如对华科技战，几乎无所不用其极，但同样让美国科技巨头越来越多地失去了中国市场。从历史上看，高科技产业格局之所以形成全球性的分工协作，是经济规律使然：其一，研发成本极高，失败风险巨大，必须要大家一起投入，共担风险，共享收益；其二，必须要有足够大的市场才能获得足够多的利润，才能支撑进一步的研发。但现在，美国搞小圈子，这个小圈子市场能够支撑高科技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吗？一旦中国实现了各个科技领域的技术突破，美国的高科技企业又当如何？

不只是对华，美国对其盟友同样“抓狂”。比如，通过挑起俄乌冲突，打劫欧洲的金融和产业资本；通过在亚洲挑事儿，驱赶亚洲和中国资本流向美国。这当然是为了维护美元霸权，缓解美国之困，但这样“抓狂”般的行为，尽管可能一时有效，但由此会产生的强大“反作用力”，注定“背道者”被世界加速抛弃。

再说回到日本，日股暴跌带崩欧美和部分亚洲股市之后，日本央行副行长内田真一8月7日出面“放鸽”，称不会在市场不稳定的时候加息。这是日本投降了？至少在8月6日之后，日元兑美元汇率再次进入贬值通道，从本轮最低的1美元兑141日元，来到了1美元兑148日元附近。

美国还会有很大变数，因为大选将至。“抓狂”会愈演愈烈？是否会彻底掀翻桌子？可能性不是没有，但结果会是加速“美国新梦”的破灭吗？

所谓“美国新梦”指的是什么？用“再工业化”填实美元泡沫，让美国再伟大。做得到吗？现在看，让美国“工业再本土化”恐怕已经很不现实了。但美国能不能实现“全球工业的再美元化”？或者说，实现美元对全球工业的再控制？这是不是美国希望的“另类再工业化”模式？我们必须当心：这种“另类再工业化”和美国“工业再本土化”异曲同工，同样可以达成“美元充值”之效。

正因如此，中国必须对此保持高度的警惕。毕竟，中国是全世界工业门类最齐全、产业链最完整的国家，如果中国制造被美元大肆收购，成为在华美元资产，“美元充值”是否就此实现？

其实，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特别应当引起我们的关注。这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美联储刻意拖延降息时间，这或许也是货币政策“抓狂”的表现。随着决定美国货币政策走向最为重要的数据——美国非农就业数据被质疑造假，美联储的“拖延战术”恐怕已经破产了。现在看，今年9月降息的概率已经大大增加。

问题是美联储为什么不惜数据造假而尽量拖延降息时间？显性的因素无非是：第一，美联储要确保美国国债发行顺利进行，高利率会增加美国国债吸引力，这背后暗藏的逻辑是美联储必须为美国国债提供更高的“风险溢价”，市场才会接受；第二，美联储降息势必导致美元指数下跌，进而导致石油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美国民众是否可以继续忍受物价继续上涨之苦？

除此之外，是不是还有另外的贪图？比如，美联储是否希望美元指数持续坚挺，从而进一步压低人民币币值，同时击溃中国股市，让中国优质资产更便宜、更容易被美元收购？

既要美元降息，还要美元指数坚挺，这是不是鱼和熊掌都要兼得？做得到吗？不是没可能。最有效的方式就是：美元指数中6种“篮子货币”先于美国降息，为美联储降息留出空间。留出什么空间？实际上，各国利率高低是相对而言的，只要6种“篮子货币”先于美元降息，且利率更低，那美元就会与6种“篮子货币”保持足够的利差，美元的国际吸引力就不会受到破坏，美元指数就不会因为美元降息而下跌，甚至还可能上涨。

为了达成这样的目标，美国财长耶伦去了欧洲，三番五次地演讲之后撂下狠话：谁想破坏美元地位，谁就小心点。此后，作为在美元指数中占有57.6%最大权重的货币——欧元降息了。当然，此前还有瑞士法郎、瑞典克朗以及加元的纷纷降息。但是，还有两国货币比较特殊，一个是英镑、一个是日元。英国是因居高不下的物价不肯过早降息；而日本则是一直保持“负利率、零利率”，而只有加息不能降息。但东京时间的7月31日、伦敦时间的8月1日，两国几乎同时宣布了利率决定：英国降息25个基点，日本加息15个基点。一个多降、一个少加；一个权重11.9%，一个权重13.6%。按理说，从权重和加减幅度看，如此精巧的组合不会对美元指数构成太大影响，但没想到，居然影响巨大。这是不是说明美元及其相关的金融市场已经变得极其脆弱？

美联储保持相对较高的利率就不怕美国经济遭罪？这当然是有利有弊的事情，7月份美国经济数据证明，美联储“推迟降息”已经给美国经济带来了不良后果，甚至已经让世人产生美国经济必然衰弱的担忧，但为什么美联储宁愿如此？这只能证明有更大的贪图。什么贪图？为美元充值？这不是没有可能，而且可能性极大。大家应当明白：一旦美国失去美元霸权，美国经济同样会一落千丈。

所以，中国切不可掉以轻心。因为“人民币贬值+股市不断下跌”，等于中国优质实业资产越来越便宜，容易成为“美元大鳄”的捕猎对象。更重要的是：中国恐怕无法回避美国发动的金融战。说到这儿，我们应当可以意识到：日本“不合时宜”地加息，该让美国何等恼怒。

不能放弃“量化手段”对货币政策的重要作用，尤其在当前利率变动会严重影响人民币币值稳定的背景下，放弃量化手段，就等于把中国货币政策置于“加息怕打压经济、降息怕人民币贬值”的两难困局。

汇率制度说到底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有管理”是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核心要义。一个更好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汇率机制，应当是一种能够确保汇率相对稳定的汇率机制。

尽快系统规划中国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保证金融市场资本流动性充裕，监管部门应尽快修正规则，站在保护中小投资者立场上，厘清包括股市在内的中国金融市场的交易产品和规则，中国金融市场上不能存在大量不适宜中国国情的做空工具，以及“资本大鳄”收割中小投资者的工具和交易制度。

历史证明，金融方向一旦出问题，国家或很难有机会东山再起，那些遭受过金融危机洗劫的国家都是前车之鉴。已进深水区的中国金融，开放必须更加审慎，尤其对资本跨境流动，必须强化管理，抑制内资外流或资本逃逸。

贸易企业结汇是外汇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下，不该任由贸易盈余拒绝国内结汇而存放海外，以致中国在完全有条件确保外汇市场供求平衡的情况下，因利率因素而导致人民币承受巨大的贬值压力。国家外汇管理局刚刚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贸易企业结汇占比开始上升，这一态势有助于扭转中国外汇市场供求关系，稳住人民币汇率。

细化资本项目开放的规则，中国鼓励长期资本、耐心资本流入，抑制套利资本、搅局资本，尤其需要有效抑制高频量化交易，让金融大鳄在中国金融市场上失去用武之地。

总之，我们需要构建起中国特色金融发展规则，实现人民币汇率稳定，实现股票市场中国家优质资产合理溢价，激励那些愿意陪伴中国优秀企业一起成长并分享收益的优质全球资本流入中国。这并非简单的金融问题，而是我们要为发展新质生产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怎样金融环境的问题。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24年第1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