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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美食] 《唐人街》作者：王保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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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朵儿00 发表于 2020-1-5 08:06:41 | 只看该作者 打印 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
 
《唐人街》作者：王保华 第1张图片







1974年，波兰导演罗兰斯基拍了一部电影名叫《唐人街》。这部悬疑剧情片是写进电影教科书里的经典。电影里，在1937年的洛杉矶唐人街，杰克?尼科尔森饰演的警员杰克因不满这里的黑暗，辞职当起了私家侦探，结果发现了更多的残酷故事。电影里有句话：“他以为脱离了唐人街的那块土地，他会回到客观，公正，法治的社会。其实他错了。Everywhere is Chinatown. ”如果你在豆瓣电影里搜索“唐人街”，你会发现有许多部罪案电影都把这三个字放进了片名里。这就是唐人街在欧美大众文化中的标签。它是有东方异域色彩的神秘街区，它复杂多变，是体验中华美食和文化的旅游胜地，也被想象成黑帮横行的法外之地。

真实的唐人街是什么样子？它如何形成、生存、变化？如果你想了解这个话题，我们今天解读的《唐人街》会对你有帮助。

《唐人街》是一本研究文集。它的编者有两位，其中一位陈志明教授，是美国康奈尔大学人类学博士，现在是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特聘教授。另一位王保华教授是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中国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员。这本书集合了十多位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研究涉及地域遍布几大洲，包括温哥华、纽约、芝加哥、悉尼、秘鲁、哈瓦那、巴黎、里斯本和东京。

对于什么是唐人街，学者们从来没有达成过共识。北美的学者侧重强调唐人街是一个被隔离出来的、同时具有住宅与商业功能的社区，这种社区以主要的社团组织为代表。但是，许多欧洲的华人社区并没有北美那样的华人组织来协调各种地方、宗族、区域或者同乡关系。有些学者认为唐人街只不过是汇聚了华人与华人店铺的地方而已。另外一些人认为唐人街是一个带有华人文化象征的旅游胜地。唐人街被赋予了包容性的含义，它包罗万象，种类繁多。

我们对《唐人街》一书的解读将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我们来说说，唐人街的存在已经有上百年历史了，什么是影响唐人街兴衰的主要因素？在第二部分的解读中，我们会把北美和欧洲的唐人街做一个对比。在欧洲，唐人街的存在要弱很多。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最近20年，我们时不时会看到欧洲国家当地人和华人之间发生冲突的新闻。这样的新闻，却又很少发生在北美，这又是为什么？第三部分，我们来说说新移民给唐人街带来的新变化。

第一部分

好，我们进入第一部分。不管哪种类型的唐人街，它的兴衰都可以分成内外两方面的因素。学者们认为，影响唐人街形成的最重要因素来自外部主流社会。外部社会决定唐人街以什么形式发展，有怎样的规模，甚至决定它们是否应该存在。

以日本历史最悠久的唐人街长崎唐人街为例，它的诞生源于德川幕府时代对铜的出口需求，以及严格限制华人流动的政策。从1688年开始，华人只能在长崎规定的区域内定居，这个限制直到20世纪初才解除。在长崎的政策限制下，这个唐人街虽然历史长，但名气很小。而在神户和横滨，早在1858年，华人就给日本的欧洲殖民者担任航海员、中间人和翻译官。凭借中日之间的条约，神户和横滨的唐人街在1873年作为商业区被开发出来。这个基础让横滨唐人街成为全日本规模最大的唐人街，有260间餐馆，500间店铺，每年吸引游客量达到1200万。

除了当地的法律法规，大的政治环境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古巴。古巴唐人街一度和当地主流社会矛盾尖锐。20世纪50年代，很多古巴歌曲模仿中文口音，歌词中说着古巴华人身兼多职，买下当地和美国所有财产，用钱引诱古巴女人的故事。甚至一些古巴当地人既嫉妒华人商业上的成功，又认为华人在社会上以及智力方面是低等的民族。

1967年，中国和古巴的关系因为中苏关系破裂转冷。在古巴，与中华传统相关的公共活动，从学术研究到艺术表演，几乎都从大众视野里消失。直到80年代，两国的关系开始回温，磋商更大规模的消费品贸易。古巴唐人街积极扮演了商品输出桥梁的作用。中国消费品开始大量出现在唐人街的小商店以及超市中，从丝绸被单、服装到唇膏，以及旅游纪念品，应有尽有。1999年，中国向哈瓦那的唐人街赠送了一个传统拱门，也就是牌楼，这个牌楼建在唐人街的入口，由中国技术人员设计，古巴工人建造，反映了双方不断加深的双边贸易。

刚才，我们说的是影响唐人街的外部环境因素。但唐人街是因为华人社区的存在而存在的，从内部因素来看，它的兴衰取决于它能否为华人社会提供人们迫切需要的服务。有些唐人街为需要帮助的新移民提供安全的避风港。有些唐人街扮演着劳动力中介的角色，比如，为移民提供在中餐厅打工的就业机会，而有些唐人街想成为零售和分销中心。

著名的纽约唐人街是个非常典型的例子。这里的早期居民大多是男性，主要来自广东省。纽约的新华人移民大多是福州人，纽约主要的福州会馆声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共有30万至50万福州人来到或者经过纽约。

为了适应新移民的需求，纽约唐人街的企业家们独创出了一种移民产业。这些产业不仅把移民从福建的农村运送到纽约，还通过低薪工作岗位进一步把他们引流到美国日益扩张的中餐馆经济中去。过去，人们来到唐人街，就在这里居住、生活。但现在，纽约唐人街扮演的是移民生活和工作中转的枢纽。

如今全美国中餐馆的数量比麦当劳、汉堡王和温蒂汉堡加起来的数量还多。这些中餐馆，尤其是自助餐馆和小型外卖餐馆，大部分都是福州移民经营的，数量还在上升。纽约东百老汇大街是福州移民的聚居中心，餐馆的经营者在这里招聘厨师、侍应生、送货员、打杂工和接待员。东百老汇大街的各个街区分布了超过20家就业中介所。它们是新福州移民餐饮经济的关键。每天有成千上万的工人， 无论男女，通过这些就业中介所找工作。

福建商人还创建了一个把纽约唐人街和全美上万中餐馆联系起来的大规模公交车和货车运输系统。各条运行路线彼此高度协调。在去往佛罗里达州这条线上，汽车到了这个州最大的城市杰克逊维尔，公交公司的工作人员就把乘客转移到小型货车上，这些货车沿着10号州际公路开往密西西比州，或者沿着两边海岸线往下穿越佛罗里达州。汽车会在州际公路出口停车，工人们打电话让餐馆老板前来接应。在任何时候，都有约50000名福州工人在纽约之外的各个中餐馆之间奔波。

这些长途汽车除了搭载工人，还运输唐人街各个店铺的货物。比如餐馆的补给物品、招牌店做的中文招牌以及唐人街印刷店影印的中文菜单。工人们的工资用现金发放，这些长途汽车帮他们把钱送回纽约，他们需要用钱在纽约唐人街还债，寄回家乡或者存起来。

因为工作辛苦而且长时间与社会隔离，福建工人的流动性很大。工人们一般在纽约以外坚持4到8周就会决定离开。这个时候，他只要打一个电话给长途汽车公司，第二天，就能在附近的州际公路出口上车，返回纽约。东百老汇大街附近出现了大量提供单人间的酒店，每晚只需15美元或者20美元。这正是工人们回到纽约时所需要的临时住宿。

虽然人们只在纽约唐人街逗留很短的时间，但唐人街会为他们提供其他地方找不到的放松、充电的空间和服务。这里有中西医诊所、英语班、驾校、保险公司、音像店、理发店，还有二十多间同乡会、寺庙、临时住宿、婚纱店、DVD租赁店、妓院，他们还可以从这里去大西洋城和康涅狄格州的赌场体验一把。

如果有需要，他们还能在唐人街调动资金。亲属关系、同乡会，宗教团体会在不受美国信用评级的影响下，甚至在不管移民是否拥有美国合法身份的情况下，为移民提供非正式的信贷网络和周转性贷款。

好，在第一部分我们了解，影响唐人街兴衰的因素可以分成内外两方面。影响唐人街形成的最重要的因素来自外部主流社会。外部社会决定着唐人街以何种形式发展，具有怎样的规模，甚至是否允许它们的存在。这些因素包括当地的法律法规，民族政策，也包括内外部的政治关系。唐人街本身也会积极改变自己的角色，积极应对这些变化。与此同时，唐人街的兴旺发达，还取决于他们能否充分满足当地华人社会的需求，纽约唐人街从华人居住地变成了移民劳工中转枢纽的例子说明了这一点。

第二部分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相比北美的唐人街，为什么欧洲的唐人街存在感要低得多？为什么在最近二十年，欧洲的华人社区会成为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

欧洲的唐人街存在感低，因为它没有形成北美唐人街那样的街区气候。在北美，唐人街通常是在漫长历史时期里形成的一个地理区域。比如在纽约，曼哈顿唐人街和自由女神像、帝国大厦和华尔街一样，是纽约市的标志性景点之一。提到它，人们总会联想到拥挤的街道、狭窄的巷子、色彩缤纷的中文标志、排列在路边的鱼肉摊位和蔬菜市场，以及橱窗里悬挂着整只烤鸭的餐馆。但是在欧洲，唐人街其实是新兴的现象。虽然早在19世纪就有大量华人在欧洲居住，但是直到20世纪60年代，在英国伦敦，唐人街才发展出类似北美的当代形式，出现了许多为新移民服务的旅行社。

在欧洲，唐人街的建成，往往有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比如建了一座中国风格的大门。换句话说，唐人街作为城市空间被认定下来，更多是一种刻意的人为的结果。建大门体现了华人与当地权力机构协商、从中国筹集资金的能力。1987年，英国曼彻斯特唐人街正式成立，它建起了欧洲第一个中式大门，也就是牌楼。2010年，比利时的安特卫普从中国筹集了一笔捐款，购买了一条中国龙，然后筹建了唐人街的拱门。有学者研究后认为，在所有的欧洲唐人街中，只有在巴黎第13区的华人社区，呈现出了类似北美唐人街的功能。

作为城市区域，欧洲唐人街定型很晚。在北美，唐人街的形成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隔离式聚居、族群分工、种族主义以及当地殖民者的间接管理，唐人街是华人文化特性发展下的自然产物。在19世纪的旧金山，有一系列法律限制华人在当地的生活和就业。比如，华人不得在唐人街以外的地方购买房产，华人的子女不能在公共学校接受教育，华人也不能进入联邦、州，或者是当地政府的机构工作。当时的这些歧视性条规把华人社区变成了族群聚居地，推动华人形成自己的民族经济业。

但是在二战后的欧洲，华人移民遭受的种族歧视相对来说微乎其微，他们有许多商业机会，没有来自其他社区的商业竞争，还能依赖政府对所有种族都开放的服务。欧洲的华人并不需要一个强大的组织结构来支撑自己，而这种组织结构正是美国唐人街产生的支柱。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华人完美融入了欧洲当地社区。欧洲一些国家是在近30年才开始大量接受移民的，和北美相比，族群融合还处于起步阶段。因此，我们会看到不少欧洲华人社群与当地人发生冲突的新闻，这也让唐人街的地位在这些国家特别有争议。

以葡萄牙为例，葡萄牙是一个新晋的移民国家，2000年以后发生过多起针对华人的事件。2001年，葡萄牙爆发手足口病。国家农业部的官员发布消息说，中式餐馆的肉类是污染源，它们被用作食物残渣进入猪的体内，导致了疫情的爆发。于是，当地新闻界撰写了大量文章，发布了大量与中国菜有关的图片。然而事实上，这种言论毫无事实依据。尽管政府急忙澄清了这种说法，但中式餐馆和相关行业损失惨重。

五年之后，葡萄牙开展了一次全国范围内的餐馆卫生检查。这次行动涉及的130家餐馆都是中餐馆。检查队闯入中国餐馆的厨房和储物室，电视摄像机不断放大那些公然违反卫生条例的场面，却不报道那些遵守法律的行为。而在两个月之前的一次检查中，曾有十间葡萄牙人开设的餐馆被关闭，但媒体却低调处理了。这些报道导致中式餐馆的顾客数量明显减少，而且促生了大量谣言。有谣言说中餐馆把煮熟的米饭成堆放在地板上，还有些说中餐馆把死狗的肉盛给顾客食用。为了平息事件的影响，驻里斯本中国大使和华人创业协会一起邀请里斯本市长，以及媒体参加中式晚宴。但是，还是有很多华人开办的酒店不得不关门，甚至有一些酒店不得不改变了经营方向，变成日本餐馆重新开业。

欧洲关于华人社区的荒唐流言还包括：有位华人老板劫持了毫无防备心的儿童，将他们带到自己商店的地下室，为了得到他们的器官残忍地杀害他们。可以说，任何与中国相关的负面新闻都会引起欧洲人对华人更强烈的敌视。本书第八章的作者、葡萄牙学者保拉?莫塔?桑托斯指出，这些做法和谣言，实际上是把华人社区视为“完全的他者”。

桑托斯通过比较葡萄牙的乌克兰移民和中国移民，解释了这种敌视眼光的形成原因。她认为，中国移民在葡萄牙生存的方式遵循了著名的中国移民模式，具体说，就是中国人的跨国移民还是建立在本民族身份和经济资源的基础上，新移民在当地的中国社区找到工作，受雇于中国人。对外界社会来说，中国人处于传统、紧密联系的社会关系中。他们在某些领域很突出，但在本地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却不见身影。而乌克兰人采用了与中国人截然不同的方式进入葡萄牙的经济网络。乌克兰人通常受雇于葡萄牙人，从事跟葡萄牙人日常生活相关的工作。拿那些做清洁工人的妇女来说，她们主动地进入了当地家庭，成为葡萄牙雇主家庭生活中的一部分。

在华人社区，异族通婚很少见，而在乌克兰社区，有人跟葡萄牙人或者其他国籍的人恋爱、结婚。这两个移民群体在葡萄牙社会不同的融入程度，也导致他们对葡萄牙语掌握的不同程度：乌克兰人对葡语掌握得更加熟练。而语言是身份和集体归属感很重要的一个标志。

在这种情况下，在葡萄牙的城市空间里建立一个唐人街，就变成一件复杂的事情。一直以来，里斯本有一块地区被报纸说成是“里斯本的中国”，这个地区有着比其他地区都要多的中国人经营的商店。但是在2007年，里斯本颁布了唐人街建设提案，建议专门划出一块区域建立唐人街，这在葡萄牙全国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在赞成和反对两个阵营里都有葡萄牙人和中国人，但他们彼此之间的意见截然不同。由华人企业家和商人组成的会馆选择支持建唐人街，他们认为唐人街既能提供好的商业机会，又能强化华人社区的团结。但华裔年轻人表达了担忧，他们最担心唐人街的建立会带来一个封闭的“华人空间”，给后代带来不好的影响。葡萄牙大部分政客支持这项提议，但一些里斯本市政府的官员们和非政府机构则持反对态度，他们认为这项提议是要建立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地。最后，由于争议过大，这个提案被取消了。

好，这是我们第二部分的解读，在这个部分，我们比较了欧洲和北美唐人街的区别。由于历史上，华人移民在欧洲没有受到严格的限制和制度上的歧视，华人社群没有必要通过建立强大的组织结构来获得生存机会，北美式的唐人街并不是欧洲的传统。在欧洲，唐人街更多的是近30年来，当地为了应对全球化，或者制造城市商业机会人为规划的空间。华人是在80年代之后大量进入欧洲的，族群的融入依然处于一个起步阶段，这也使得唐人街在欧洲是一个敏感议题。

第三部分

提到唐人街，我们容易把那里的华人群体想成铁板一块，实际上，每一代的移民都有自己的特点。在解读的第三部分，我们就说说新移民给唐人街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

从总体上看，新移民的到来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世界各地的唐人街都在持续增长。在美国，研究显示，从19世纪80年代到1965年，华人虽然需要依靠唐人街的族群商业生存，但是有一个需求上的起伏。在这些唐人街里，华人发展出一个族群商业，既为华人也为非华人客户服务。但到1940年，美国本土有28个唐人街，随着歧视逐渐消减，外部社会对华人越来越接受，华人开始搬离唐人街聚居区，参与到其他经济活动中去。到1955年，美国唐人街只有16个了。然而随着1965年后新移民的涌入，美国现有的唐人街人口又得到了大幅增加，唐人街的数量也开始扩张，如今美国各大城市加起来，已有二十多个唐人街。

这些新出现的唐人街有什么样的新特点？在这本书的研究里，学者们提出了一个概念：卫星城镇发展模式。

以美国芝加哥为例，第一批华人家庭早在19世纪80年代就在芝加哥定居了，他们大多从事洗衣业，零售以及餐饮行业，集中居住在离市中心不远的南唐人街、北唐人街。而新移民则加快了芝加哥华人人口的郊区化进程。1980年，芝加哥北部的斯科基镇只有721个华人居民。十年之后，1990年，芝加哥郊区总共居住了20700位华人居民，占1990年人口普查中华人人口的一半，这个快速增长趋势一直持续到2010年。这些新的移民大多在美国接受教育，在高科技行业和研究机构工作，比如摩托罗拉、芝加哥大学、西北大学等。他们有稳定的收入、良好的人力资本和阶级资源，足以负担起市郊的生活方式。他们在郊区的新社区，在地理上和南唐人街、北唐人街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

值得注意的是，华人卫星城镇往往不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一个文化概念。一个住在芝加哥郊区的新移民，在地理上住在一个白人主导的社区里，但是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和机构跟其他华人结合在一起，比如参加语言学校、宗教机构、华人社区组织、华人政治联盟等等。他们用这种方式保留了华人的文化遗产，实现了民族团结。

类似的卫星城镇发展模式同样出现在纽约、悉尼。值得注意的是，新移民的到来使得唐人街与外部社会的交流模式也发生改变，传统的唐人街也因此脱胎换骨。

悉尼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大部分悉尼华人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改变，在郊区，他们的日常生活需要就可以得到满足，完全不需要到唐人街。但这种渐渐兴起的郊区生活方式并不意味着原来的唐人街就要消失了。今天，悉尼唐人街成了整洁的街区模范。传统的中国建筑、东方步行街成了城市风情的一部分。

悉尼唐人街的变化始于20世纪70年代，那个时候，悉尼正在进行城市改造，已经深度融入当地政治和商业界的华人社区借此机会推动了唐人街的改造。他们有非常明确的目标：重建唐人街的目标不仅仅在于发展金融业和旅游业，还为了让非中国人更加欣赏中国文化，肯定中国文化在他们心中的地位。悉尼唐人街获得了成功，街上的商店，餐馆和多种多样的中国节日在游客中非常受欢迎。通过中国的电子设备、影碟机、流行音乐和时装，日常的、当代的、代表着中国年轻一代的文化生活也已经像华人餐厅和食品店一样在当地受欢迎。

如今的悉尼唐人街还是有许多流动人口和新移民，但他们远比早期的移民要富裕和国际化。2006年，唐人街活动的人口中有四分之一的人是短期旅游海外游客，其中来自中国的只占15.4％，来自印度尼西亚的占12.9％，来自韩国的占10.1％，来自泰国的占8.9％，国际化程度非常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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