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英国走了，一如她曾经的姗姗来迟。在错综迷离的人性交辉下，英国人民终于用陶片放逐了自我[1]，获得了又一次光荣的孤立[2]。其得失或显于今日，或留于千古。或兴败于英伦，或亡乎于欧陆。
论及英国退欧之兴废，不免先要谈及欧盟成立之原委。欧洲作为世界近代文明发祥之地，可谓风光一时。从无敌舰队[3]旁风驰而过的海上马车夫[4]，到枫丹白露宫[5]前升起的大不列颠不落之朝阳。欧洲文明正是在不同民族激荡碰撞之下，一面休戚与共，一面此消彼长。而民族间的丛林法则必然随着科技革命而日益血腥。凡尔登绞肉机[6]上已卸下了老式的毛瑟枪筒，而二十五万尸体的机油又擦亮了阿道夫[7]的铁十字勋章。
直至二战以后，法国人终于痛定思痛，吸取了一战后对德政策之教训，开启了一个和平欧洲的希望与梦想。从1951年的欧洲煤钢共同体，到1957年的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再到1965年的欧洲各共同体（常言：欧共体），法国，西德，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与意大利六国成为欧共体的第一批成员。可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忘却仇恨，共同发展，正是欧共体建立之初衷。而冷战阴影下，抱团取暖的欧洲六国更是迅速地亲如一家。直至1972年，英国终于与丹麦，爱尔兰，希腊，西班牙，葡萄牙五国共同加入欧共体。但此后不论是1987年的《申根条约》还是1999年的共同货币政策都未曾再见到这位海外孤岛的倩影。可见伟大的不列颠民族需要的只是一个统一的自由市场。而并非同一个欧洲，同一个梦想。
这一切又随着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而更加波诡云谲。1991年末，强盛了近一个世纪的赤色帝国轰然倒塌。漫天烟尘中，更彰显出这个西邻联盟的民主与强大。直至1995年，瑞典，芬兰，奥地利相继加入欧盟，一个强大统一的欧洲联盟可谓盛极一时，问鼎天下。又恰逢世界经济一路高歌猛进，众多红色遗孤终于搭上了这班开往春天的末班车。而这13个中,东欧国家[8]不论经济发展水平还是政治架构都与欧盟强国判若云泥。这场门第悬殊的政治联姻恐怕只能看作是另一场马歇尔计划[9]。当然，柏林墙的自然倒塌曾令世界和平人士振奋不已。但一个包含日尔曼，拉丁，高卢，维京与马扎儿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如何在现代文明的脚手架下搭建通天的巴别塔[10]？恐怕怀揣这样伟大梦想的愚公精卫注定要命运多舛，步履蹒跚了。
正所谓，福兮祸兮，泰极否现。随着欧洲东西形势的此消彼长，俄国的政治影响已愈发微弱，而欧盟的政治对抗也意义无多。外无其侮，兄弟便难免要相隙于墙。欧盟内部的政治经济矛盾也日益凸现。特别是在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欧盟有如一艘全速行驶的泰坦尼克巨轮无可避免的向两座冰山驶去。其一，便是西北欧富国与东南欧穷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差巨大之矛盾。而同样的货币政策就好像摩天大厦中统一的制冷系统，难免冷热失衡，顾此失彼。由于维持低通胀一直是欧元的主要任务，南欧等弱国不可能通过降低利率来刺激本国经济，更不要说降低汇率以刺激出口。反而，由于欧盟的集权信誉担保，弱国可以通过低利率发行欧元债券以获得廉价融资。这就促使本已债台高筑的政府继续饮鸩止渴。那为何各国政府可以任意发债呢？这就涉及欧盟的第二大矛盾，货币政策的统一与财政权力的分离。财政权是国家行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欧盟松散的联盟性质使其无法统一财权。大家交了粮，一起吃食堂。西方的人民公社恐怕也终不免要迎来新世纪的自然灾害了。
既然如此，那欧盟强国在经济上又是否全无得利呢？事实恰恰相反，在统一的市场中，最大的得利者便是强势的经济体。因为他们有更大的比较优势，在平等的商业竞争中往往左右逢源。在世界市场一体化的进程中，不仅在产业链中有更大的议价能力，在人才流动中也一路占尽先机。这就是为什么欧洲强国虽然拿出大把银子资助弱国，但也不愿意放弃欧洲一体化的缘由。
综上说述，在政治上，欧盟希望永葆和平，同时再现欧洲的辉煌。在经济上，希望通过统一的货币和自由的市场，以打造与美国分庭抗礼的经济体量。而这一切又是否全然契合大不列颠的意愿呢？
首先从历史上，盎格鲁撒克逊人从未把自己和欧洲大陆真正绑定在一起。英国人心中的比邻，恐怕是广阔大海连接的大英联邦。所以他们对神圣罗马帝国向来嗤之以鼻，一个分而治之的欧洲大陆才能使他们真正的光荣孤立。传统英国只需要一个安全的邻居，而并非一个欧洲的崛起。只需要一个自由的市场，而并非财政与货币的统一。历史与文化的背离，使英国从始至终一直与欧盟同床异梦，貌合神离。
即使如此，在拥有独立货币与非申根国待遇的今日，与欧盟强行分手，又是否符合英国本身的利益呢？又是否为英国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中获得了更大的空间呢？早年光荣独立的前提是欧洲为世界的中心。直至一次大战，英国的主要竞争对手都来自欧洲大陆。所以挑动支离的欧洲，拥抱海洋中的新天地才是英国合纵连横之策。而今日世界格局已然天翻地覆。亚洲已非昔日吴下阿蒙，美利坚更早已雄霸天下。此时与欧盟保持若即若离的暧昧关系进而在世界舞台上左右逢源，恐怕才最符合这位半老徐娘的现实利益。
再回顾脱欧派的直接矛头所指，移民与财政问题。英国的经验主义哲学使边沁[11]的效益主义理论在英国深入人心。那就让我们首先考虑社会效益总体的最大化。英国为欧盟的财政支出是不是超过英国脱欧的损失呢？英国脱欧的最快速反映便是伦敦金融市场的动荡。英镑已然在脱欧当日下降10％，短期内甚至还有10％的下降空间[12]。伦敦股市也同时在单日内下挫10％，并引起全球的联动。作为世界最大的外汇交易市场，不稳定的本国货币体系恐怕势必影响其在世界外汇交易中的比重。而作为世界第二大债券交易市场，也很难设想欧盟不会出台政策抑制其他欧洲国家在伦敦的债券发行。而新移民政策势必会影响在伦敦工作的200万欧盟雇员，而他们中又有大量金融精英。失去了人才的支持，伦敦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是否可以在这场狂风骤雨中屹立不到，恐怕就如同伦敦的天气一样要多雨少晴了。
更不用说退出欧盟后对英国贸易的影响。欧盟是英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如果英国此时背离欧盟，欧盟为维护自身利益只能别无选择的制裁英国。虽然相互制裁只能两败俱伤，但欧盟为了不至于树倒猢狲散，恐怕也只能秀才杀鸡，硬着头皮了。
最后就是谈虎色变的难民问题。首先，欧盟为什么要收留大量的中东难民？这是一个古老的亚伯拉罕式[13]的难题。极端穆斯林恐怖分子已高高举起了中世纪野蛮的弯刀，而砍向的恐怕已不再是圣殿骑士团[14]的大旗，而是世界一切现代文明的成果。如果不收容中东温和派的难民，恐怕就会把他们推向罪恶的彼岸。面对红色的庞然巨象，欧洲人可以手持火把，紧缩一团。而面对无孔不入的黑死病，牧师扯下十字架，绅士的礼帽把脸遮上。病者被抛弃于荒野，烈火燃尽了整个村庄。结果只能好似张伯伦[15]向人民挥舞着一个世纪和平的字笺，而缓步踏下的却是慕尼黑[16]的归航。
Tobe or not to be, 这已不再是个问题。而与哈姆雷特[17]一同倒下的，恐怕还有饮鸩的苏格拉底[18]. 他放弃生命守卫雅典，却被雅典的人民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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